为何官办中介屡禁不止？

　　中介机构如此明目张胆毁坏信用，绝不仅仅因为道德败坏，而是因为寄生在权力与金钱之下

　　特约撰稿  叶檀

　　中国要大力发展金融业和服务业，中介机构就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中国的中介机构与官场联系密切，天性中存在着腐败的因子。

　　长沙市整顿中介机构，据说成效斐然。截至2009年年底，长沙共清理整顿官办中介机构85家。长沙市“清理整顿中介机构工作小组”官员表示，由于行政机关和中介机构没有彻底脱钩，很多中介机构存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现象，官办中介将行政职能转化为“有偿服务”，代替政府机关收受不能收的费用，甚至直接参与行贿、洗钱等违法行为，成了腐败的“灰色通道”。

　　一些官办中介在市场上司空见惯。比如某某法官或者地方官的妻子，恰好是某某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某某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刚好是某某关系户开设；至于聘请退休财政官员、税务官员开设会计师事务所，以应对税务检查，更是家常便饭。房产局、公路局、国资委、国土局、公安局、规划局、交通局、水利局等行政部门，往往是官办中介腐败的“重灾区”。

　　公司不会向中介机构白扔钱，他们获得的收益也不少，反正最后的冤大头是那些信息不灵的投资者。如一笔糊涂账的“吉林制药”，曾提出拟“注入72亿钾肥资产”进行所谓战略重组(其实，这所谓72亿元资产，只是一份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纸上数字，为此向该中介机构支付了930万元人民币)，意图在二级市场炒作，重演一幕“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活剧。

　　而“国祥股份”重组的最核心资产——流沙山钼金矿，重组方“盛源矿业”于去年1月以4156万元价格拍得，评估价值高达14.1亿元，溢价33倍。该评估机构既想获得收益，又不想承担责任，出具了非正式的评估报告，居然也由上市公司拿着报告招摇过市。

　　是否非官办的中介机构会稍微有所收敛？情况也不容乐观，官办与非官办的中介机构都有道德不清之处，就像当初受到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两者都有。

　　有两种腐败因子，官办的机构关系网深厚，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这是直接寄生在行政权力上的毒素。曾经有为了申请新药跑关系、折腾出一身债的企业家感慨，这些“衙门中介”拿了钱替你办事就算好的，最常见的是拿钱之后一拍两散，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还敢找他打官司不成？

　　非官办的中介机构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一方面要听命于政府部门，如果是政府部门有意扶植的企业，资产价格不妨尽量往高里评估、或者往低里评估；另一方面，公司是这些中介机构的衣食父母，一些毫无廉耻感的中介机构做假账的大胆程度，让人目瞪口呆。无怪乎前任总理朱鎔基对会计学院的寄语，就是“不做假账”。

　　原本应该是信用守护者的中介机构，如此明目张胆毁坏信用，绝不仅仅因为道德败坏，而是因为这些公司寄生在权力与金钱之下。不夸张地说，我国所有的地方政府，既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地方公司的董事长与掌权者，他们是利益主体，中介机构高估还是低估、对环境做好或是坏的评价，都与地方政府的政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中介造假，大部分政府人士眼睁眼闭，甚至乐观其成。

　　只要政府不中立，政府官员永远无法公正地对待各经济主体的利益纠葛，中介机构大多数时候只能成为一枚棋子。更不必说，大型中介机构的合伙人与大股东，与某些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有甚者，市场选择权在政府，哪些公司能够上市，都在地方政府、在创投公司、在三板市场主导者共同的夹袋里，公司高估皆大欢喜，反正由普通投资者出钱买单。所有这些机构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因此官办中介屡禁不绝，或者说许多重要中介机构的背后，都有官办的影子。无他，利益系于一心。

　　正如有金融人士说，骗子越来越多，傻瓜越来越少，骗局难以为继，就要大力整治。这只是一个循环，要破解“整治、卷土重来、骗局愈演愈烈、二度整治……”这个怪圈，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与利益彻底脱钩，只靠税收养活自己。

　　以税养官，天经地义，但在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之时，何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