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孟的两台山寨春晚

　　本刊记者/孙欣

　　人物特点：折腾。春年临近，人人忙着办年货，老孟忙着折腾山寨春晚。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这句话用在老孟身上，忒合适。

　　名词解释：施孟奇——人称老孟，四川人。山寨春晚创办人。

　　问我为什么想到办春晚？这还得感谢我妻子郭金，没她的激将法我还真把它停在思维阶段了。

　　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爱想。我有很多点子，很多发明，而且我感觉哪一个都非常好，越想越兴奋。我就老跟郭金唠叨，这样的事情多了，她就不耐烦了：“你的想法都很好，可是怎么没下文呀？也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我本来就是喜欢折腾的人，真的，就拿我换单位这事，我换了多少家单位，自己都记不清了。最长的一家我呆了5年，最短的就几天。这是我的性格造成的，聪明，可干什么都三分钟热度。只要把一个事情整明白了，我就没兴趣了。在一家单位呆久了，我就感觉没意思了。那个时候在四川是老体制的单位，为了调动，我费了多大力气，就那样，我还调动好几次。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跑来当“北漂”了。

　　后来自己办婚庆公司，开始做主持，后来当摄像，随着心情来。刚开始做摄像，我那个兴奋呀，早上4点就爬起来了，比新娘子还兴奋，后来也是没兴趣了。

　　所以这次郭金一激我，我马上就决定玩一把， 哪怕自己掏钱。

　　这次还真是玩大了，不仅全国老百姓注意到了，政府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

　　去年最后的筹办阶段，几乎每隔几分钟就得处理一件事情，还基本都是棘手的事情。我事先有思想准备，不仅请了导演，还请了法律顾问。但是我对这个法律顾问不满意，尽管人家是不要钱的，友情出演。因为他总对我说“不可以”，我当然知道啦，看看法律书就行，而我需要的是评估法律风险，协助处理法律问题，考虑违法成本。比如那个时候限行，可是我们需要车，打车也不方便，我选择被罚款，用100元的代价换来时间。

　　我没预料到，最大的麻烦是播出的问题。

　　我办这个晚会的本意就是找一些人来联欢，不是赢利性的，所以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们需要演出许可证。我自学过一段时间的法律，还考过几门课程，所以要办这个晚会的时候我反复看了《北京市演出管理条例》，跟我们相关的那几条我背得可熟了。有关部门来检查时，我说我们的春晚只要不售票就不需要许可证。至于播出的时候是否有广告等经营性行为，那是播出单位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他们也认为我的理解很对，没对我们提这方面要求，就说注意内容健康。

　　但是随着春节的临近，原来的几个播出合作伙伴纷纷告诉我，不能播出了，原因不能明说。最后，只有澳亚卫视播出了。幸好演员早有思想准备，也理解“新鲜事物遇到困难很正常”。

　　给我们提供场地的赞助者也表示没办法提供了，我们只好搬到一个洗浴中心，上百人的演员只剩下20多人，其他人都陆续回家了。

　　这时候出了一档事——“临时演员称诈骗报110”，被媒体热炒。

　　其实媒体的称呼都不准确，那个人不是我们的演员，我们也没邀请他。他是跟汶川灾区一个少数民族演唱组合一起来的，张口闭口都是“我们灾区……”这样给我们造成错觉，以为他们是一起的。我们当时考虑到灾区的困难，答应帮这个组合找赞助解决交通费问题。这个赞助企业在发放路费的时候很细心，发现这个人既不是这个组合的，也不是灾区的，更不是我们邀请的演员，所以拒绝给他。结果他就闹起来了，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之后很快就明白了，还把他批评教育了一顿。

　　这些麻烦的出现说明我们的管理有漏洞，毕竟没经验。

　　虽然我们不给演员演出费，不给交通费，只提供食宿，但因为有场地、音响等支出，我前后赔了将近20万元。我记得处理演员用的被褥就挺伤脑筋，因为用过，没办法捐，没办法卖，200多套呢，最后又花钱雇了搬家公司帮我们扔了。

　　我还是有一些积蓄的，而且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花钱又有什么心疼的？我老家的妹妹支援了一部分，她是“暴发户”，还挺支持我，这是我的安慰。

　　家人基本是支持我的。首先是郭金，跟我跑前跑后，全职帮我。我父母也挺关心，怕我惹事，又不敢反对，怕拖了我后腿，就这么胆战心惊地支持我。我有个姐姐在海南日报，虽然不反对，可是我说让她帮我找媒体宣传一下，她根本不理。还有一个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妹妹，一直反对，她的观点是要踏实做事情，所以一次一家媒体想采访我的家人，她马上反对，说：“我可不愿意因为你这事出名。”

　　我们夫妻主业是婚庆公司，这个行业的特点是年底是淡季，所以我们搭不了多少时间，没什么影响。而且我根本就没想靠办春晚赚钱，这样虽然去年赔了心里也没多少落差。

　　有人说我去年失败了，我不这么认为，晚会办成了，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们这次办公地方好吧，市中心呢。赞助单位不仅给了我们办公场所，还答应赞助演员住宿。

　　今年比去年情况好多了，我们有经验了，有钱了，节目质量也上去了。这些当然跟取得了许可证有关系。接受去年的教训，我主动跟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取证过程还算顺利。其实办证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有信心，无论是演员还是赞助商，都感觉有个保证，尤其是赞助，好谈点。彩排和演出的时候我还计划请广电部领导参加呢。

　　目前我们获得了5个单位的赞助，有给钱的，有给场地的，至于最后会获得多少，现在还不好说。如果赞助有剩余，我会给演员、工作人员包个红包。

　　今年我们的原则还是只提供住宿，没其他费用，这个写进合同了。

　　考虑到今年是赞助，不是我自己的钱，所以郭金没当总管，请了工作人员老牟做账，钱由一家赞助商代管。即使这样，还是有人拿这个说话了。

　　那个到处接受媒体采访说我圈钱的何某，原来在我们这里做营销。是他自己主动找到我，说帮我们拉赞助单位，自己从中拿提成。后来因为他的行为方式跟周围的人不合拍，感觉怀才不遇，自己走掉了，另外做了个春晚。

　　大家散就散了，他却对媒体说了很多不利于我们的话。这就跟夫妻离婚一样，不合适了就分开，一定要说对方的坏话吗？他说我圈钱，不公布财务，问题是我们正在准备晚会的紧要关头，三天两头公布财务，哪有时间？等晚会之后我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明细，一切就清楚了。

　　圈钱的话更谈不上，我们做晚会当然需要钱，有赞助不是好事吗？

　　晚会无论叫山寨也好，叫民间也好，都有成长过程，要成长就需要商业，比如奥运，不是有赞助商吗，离开商业能开得那么成功吗？只要关键环节是公益，最后资金流向是公益的，那就是公益的活动。我这个晚会虽然有赞助，不排除商业运作，可是从结果看我们就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我的打算是，晚会后把剩余的赞助做一个专项基金，或支持以后的民间春晚，或负责贫困孩子的学费。

　　我出名了，有支持我的，也有骂我的，我能承受，不看，不理就好了。这些我事先就预料到了，没当成灾难。但是何某的做法，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因为我们的成员都非常团结，我不惹别人，可是别人如果诋毁我，我不排除诉诸法律的可能。

　　我正跟演员沟通，想把今年的节目做成光盘免费赠送，我们的目的就是传播，欢迎转载。演员们很希望更多的观众看到他们的节目，他们被雪藏得太久了，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接受去年教训，今年对节目选拔、演员挑选很严。先让对方把自己的节目寄过来或从网上发过来，我们开会研究集体通过，才让演员过来。对贸然上门的，我们非常慎重，不想惹去年那样的麻烦了。

　　今年的法律律顾问还不错，他会对一些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法律风险，让我自己决定。他也是自己主动要求来帮我们的，我们还签了合同，约定如果赞助有余款再付必要的费用。

　　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签了比去年多得多的合同，有跟赞助商的，有跟演员的，有跟播出单位的，有光盘的版权……去年那是滥用好心，惹了不少麻烦，今年法律方面控制严格了，目前为止还没出过什么麻烦。

　　目前已经谈妥几家播放单位，有电视台，有网站，今年影响力会比去年大。

　　不过今年是我做春晚的最后一年，明年我不做了，玩够了。

　　事迹一：2008年年底，老孟办了一台山寨春晚，声称“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预计将在大年三十晚上9点9分通过网络向全国网民直播。结果是，晚会办了，却没播出去。

　　事迹二：感觉在播出上没出口气的老孟，消停了几个月又出动了。2009年4月，老孟早早又开始了虎年春晚的筹备工作。不服气的他希望可以通过一场名扬海外的晚会，来说明“老百姓的春晚一样精彩”。这次，他顺利地拿到了演出许可证，拉来了赞助。可随之而来的，是内讧和涉嫌圈钱的指责。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