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这些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

　　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诗人海子有句非常著名的诗句———“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在这岁末年终、春天将临之际，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年梦想，或许正是“面向城市”，然后“春暖花开”？

　　“谁叫你出生得早呢？”

　　19岁的电焊工小边和52岁的电工老李住在同一个工棚里，他俩的铺位并行对着，中间隔着一台电暖器。

　　“我辛苦了一辈子。”老李感慨。

　　小边笑着反驳：“谁叫你出生得早呢？”

　　老李喃喃地说：“给你们创业好了，你们幸福。”

　　这是两代农民工之间颇有意思的对话。

　　“90后”小边去年5月份才到北京，来之前他在河北易县老家的技校学了半年电焊。在北京地铁10号线延长线的建设工地上，小边是绝对的“新生代”。工作大半年时间，小边已经给父母带回去了5千多块钱。

　　“为什么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记者问小边。

　　老李插话说：“前途无望呗。”老李的二儿子去年从洛阳读完大学毕业，本来学的是机电工程数控专业，结果却在洛阳做书法培训。老李觉得为了孩子读大学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让学的东西派上用途，“半辈子的心血白费”。

　　老李属于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1994年他从农村到县城打工，做的是电工机修，当时每个月可以挣四、五百块钱。距县城四、五公里的家里还有9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每天下午4点钟下班后，他便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家接着种地。

　　2004年后，老李离开县城去了福州，后来又去了深圳、广州，去年12月27号才来到北京。

　　老李觉得北京车多、人多，特别是晚上看上去灯火辉煌，但城里没有农村好，农村住得方便，空气好。他打算再干两年就“告老还乡，回去种田”。其实，即使现在在外打工，每到收麦子的季节，他还是要赶回家去。他说：“地是老本，打工只是一部分，农民不能离开土地，有了土地，至少全家的口粮没问题。”

　　不过，老李的二儿子想在城里买房安家。去年二儿子的女朋友对老李说：“将来在洛阳买房了，接您过去住。”虽然老李并不确定他们买房的理想能不能实现，但听了这样的话还是很“得劲”。如果有能力的话，老李还会支持他们一两万块钱。

　　刚刚出来闯世界的小边对于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只知道明年可能会跟着公司去山西修铁路。

　　当听人说起现在的社会“有车有房”才能结婚，小边一脸无所谓：“有房啊，在老家盖的；有车啊，家里有拖拉机。”

　　对于小边来说，前路是不可预测的，但也是无可畏惧的，因为他正年轻。

　　“年轻人出来闯，我很羡慕。”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老李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挣钱，感到很凄凉。”

　　老李的手机响起，是远在河南的老婆打过来的。春节快到了，在广东打工的大儿子还没回家，二儿子留在洛阳不回去，三女儿已经出嫁了，老婆希望他能早点回家过年。

　　“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

　　北京六环外顺义区赵全营镇，从首都国际机场起航的飞机轰鸣而过，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开发区坐落于此。

　　阿光说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差点没找到地方。现在，他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模具厂做模具抛光，而他去了另外一家更偏僻的工厂当模具钳工组组长。

　　“1月26号到29号这几天，为了赶工期，我总共休息没超过20个小时，最长从早上8点干到第二天早上9点。”阿光说，这都是为了给朋友新开办的工厂尽力帮忙。由于天气寒冷，加上天天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他手上生了冻疮，脚上也长了水泡。

　　不过对于已经“出道”十年，有过40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经历的阿光来说，这样的劳动强度并不算什么。

　　1999年，18岁的阿光在湖南衡阳老家读完中专，像很多湖南的农民工一样，选择了南下广东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市的一家模具厂做学徒，每个月250块钱，还要被扣去20%的“培训费”，加班费是1个小时8毛钱。

　　头一个月发工资时，工厂里有的老师傅拿到了五六千元现金。阿光说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

　　梦想的实现比想象中来得要快。一年半后，“学成出师”的他去了另外一家工厂，月收入一下子涨到三千多。后来，从东莞到惠州，再到珠海，他换了好几份工作，并于2009年5月份来到北京，现在月工资有五千块钱。

　　这么多年的打工经历，让阿光明白要想成功“一定要舍得吃苦”。他至今记得在珠海工作时一位台湾老板说过的话：“我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有了，但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谈起那些靠个人奋斗脱贫致富的朋友，阿光总是显露出敬佩的神情。

　　阿光曾经介绍一个表弟去工厂做学徒，可表弟对天天扫地、擦机床的工作很有脾气。他说，自己当年厕所都扫过，如果连机床都不会清洗，以后怎么去设计和制作模具呢。

　　“现实就是这样。”这是阿光看了电视剧《蜗居》后的感受。他认为相对于比较现实、没办法创业的老一辈农民工，自己仍然有改变现实的勇气。

　　和十年前相比，接近而立之年的阿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肩上有了更重的担子。现在，他的理想是“多赚钱，当老板”。回家过完春节后，他将前往重庆和以前的工友一起合伙创业，“人生多磨难，创业没成功的话，大不了干回老本行”。

　　至于以后在哪里安家，阿光说他不会回农村老家，但也不想呆在大城市，可能会考虑在县城安家。

　　返乡过年的前一天，阿光和妻子一起来到顺义城区买东西、理发。花了200多块钱，妻子平生第一次把头发给烫染了。也许两天后，“留守”在老家的两个孩子见到她时，一下子会认不出这位从北京回来的“新妈妈”。

　　“留在北京可以寻找机会”

　　“毕老师”———同事们现在见到刘青，喜欢这么称呼他。在这家防盗门企业的元旦联欢会上，刘青和几个同事表演了一个节目，模仿的是去年央视春晚的小品《不差钱》，他扮演的正是“毕老师”。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刘青还远远谈不上“不差钱”。他给自己制定的规划是要抓紧时间赚钱，以后在北京长期发展，在北京买房安家。

　　老家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刘青出生于1987年，16岁初中毕业后，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是来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做电工学徒，每个月800块钱，做了两年，后来又干过送货员。

　　“刚来北京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老想回家。”刘青说自己19岁到22岁时，感觉力量很薄弱，也没什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