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的海外镜像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海外为镜像，可以理解中国制造的优劣势，反衬中国国内的投资环境，测试中国“准跨国公司”们的生命力。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我们沾沾自喜于汽车第一生产和消费大国、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等冠冕时，不要回避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当我们羞答答地承认自己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时，不要忘记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非洲的投资不应该给人留下新殖民主义的印象。当我们视自己为亚洲第一强国，认为老挝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只配享受中国的廉价商品时，不妨听听人家的抱怨，看看人家的货架上最受欢迎的是哪国的产品。

　　面对我们精心准备的“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形象广告在海外遇冷，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海外制造”过渡，以及中国资本对外“反哺”，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前些年是民企，这几年是大国企，而且扎堆在能源矿产领域的收购方面。按照经典的投资理论，这是为了形成在生产上游对初级产品生产的有效控制，确保投入的价格和规模稳定。外电评论，中国资本在全球发起收购风，虽然杂乱无章，拳法离谱，但又像是中国政府“深谋远虑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两年前的5倍多，海外股市融资额则比去年增加了1.94倍。无论是欧美澳加、非洲拉美还是中国周边，都能感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力，逐渐发现中国市场的魅力，并且对“如从天降”的中国投资感觉不适应。

　　近几个月来，有关利用2万多亿美元的外储刺激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提议开始在中国智库间流传。这类设想有时被称作“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世行行长佐利克希望中国给非洲项目出钱，而世行出“名分”，帮助推动非洲工业化。这也是粗犷但不失锐气的中国投资模式开始得到国际认可的标志之一。

　　初生牛犊不畏虎，人们更有理由期待“中国创造”主导下的技术和管理进步，会给中企2010年的海外拓展带来全新的方向感。

　　2010：海外中企命运蠡测

　　文_和静钧

　　管窥蠡测，贵在支点。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以“欢送者”的身份遥视海外拓展的中国资本，对在异质文化环境下安家落户的中国资本，常不能导出阿凡达式的3D图景，而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以海外为镜像的反观维度。这也是2010年伊始我们要做的一件特别的事：用海外文化镜头审视全球中国资本“10年代”下2010年的未来。

　　大势

　　“尝就天下之大势观之，门户不同，风气亦异。”一年前，德国已经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雅号让给了中国，日本也可能最迟在2010年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交椅让给中国坐一坐。2010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传出了中国人的声音，而同月在加拿大召开的G7财长会议上虽然没有中国人声音，却自始至终充斥着有关中国的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过去25年最重大的事件不是金融危机，也不是柏林墙的倒塌，而是世界一部分国家的快速致富。英国《经济学家》近期一篇讨论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文章也承认，自1978年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疯狂地致力于赶超西方富裕国家。境外经济观察家认为，中国“变富”，正是中国对外投资快速持续增长的事实起点。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变富”来源于“不正当”地抽取外贸盈余，巨额贸易顺差堆高了外汇储备，榨干了西方银行流动性，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虽然他们的观点不足一驳，但也揭示了一个新问题：一个国家究竟能依赖于出口贸易到多大程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看国际收支盈余。一个健康的债权国，总会在贸易盈余和国际所得盈余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保证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适度增长。光凭贸易收支盈余，可以成为贸易大国，但却不是贸易强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给自己的经济增添了不稳定的风险，也影响了自己货币政策的永续实施，受制于人。

　　所以，以中国主权基金“中投”为龙头，以国企为排头兵，民营资本奋力冲刺为特点，构成中国资本输出“雁阵”，已经是长达20多年商品贸易获利和长达3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过度饱和之后，必然形成的“反哺”趋势。外电评论，中国资本在全球发起收购风，虽然杂乱无章，拳法离谱，但又像是中国政府“深谋远虑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这样的大势意味着，受金融危机冲击而资金匮乏的国家，将会展开双臂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而即便一些经济体举起保护主义的旗帜向外资关上大门，受政府支持的“咄咄逼人”的中国资本，出于对某类投资的偏好，也会想方设法从门缝边挤进来。这也决定了中国资本当前的盈利预期和模式，不会得到资本买方优惠条件的有力支持。

　　数据表明，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20%以上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而且大幅增加，直冲550亿美元大关，是2007年的两倍，而2009年则在2008年基础上，又狂涨了两倍多，估计在1500亿美元左右。2010年的增长速度不会逊于过去水平，因为相较于中国吸收到的近万亿美元外资和2.4万亿美元的外储，中国对外资本输出尚有万亿级空间。

　　中国资本输出潮在“中国创造”还未成型时就不期而至，这多少有点“悲壮出发”的味道。法新社一篇评论说道，在“中国工厂”外移运动中，除去劳动力相对优势之外，从管理到规则到核心技术，均不会为“中国资本”增添上中国人所谋求的额外附加值，顶多就是减缓了外汇储备过大引发的货币政策压力，为进一步提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盈余水平制造有利条件。

　　担忧

　　我们这里所谈的“担忧”不是本体论，而是相对论，指的是资本接受国对资本输入的感官投射于对方后形成的压抑性心理反应。

　　2009年发生了几件针对中国的“排异”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及罗马尼亚一些市场被当局强令关闭，致在市场经营的华商损失惨重的事件。事件现在又转化为集中羞辱中国货的事件。

　　表面看，这是一桩商品贸易摩擦事件，但从俄商可卖华货而华商不能卖华货的现象上看，这系列事件本质就是中国民间资本海外游击战中的集体性被人歼灭，它反映了中国大部分民间资本海外成长中没有主流化的困境，也即在与当地本土资本进行面对面肉搏式竞争后败落的事实。

　　这主要是因为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进入，必然导致本土资本的萎缩和失业人口的上升，形成“温布尔登效应”，从而聚合成政治压力。印度要吸引中国资本但又不要中国劳工输入，就是保护本土就业率的预防性措施。之前疏于预防性措施的，现在就恼羞成怒，不惜制造切尔基佐夫斯基“一只蚂蚁”市场事件。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来自异质文化的固有偏见，意大利特意放大华商集中的地方喧哗和不讲卫生一面，媒体上反复给受众讲“一个举止优雅的意大利女士站在阳台上，一小时之内就先后有30多个粗鲁的中国男人在对面墙角上随地撒尿”的故事，就是用文化因素驱逐中国民间资本、捍卫其本土就业的最有效策略。

　　对于中国货在海外的拓展，这些在海外打拼的民间资本做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中国制造”除了价廉上占尽优势之外，大都再无其它领先于竞争者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海外中国民间资本经营者顺势转型，使之没有上升到较高竞争链上，一直守着二三十年前的经营模式。随着规模的庞大化，引来地方的排斥，这是可预期的。

　　2009年是海外中国民间资本密集受难的一年。民间资本今天之遭遇，未必不会发生在到海外开拓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身上。“本土得利”，永远是外资合理化的第一原则，只要外资的存在或扩张到了接受地难过的程度，外资被打压甚至被没收，都是有可能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社会主义革命”下的国有化，没收了部分外资，这不是拉美才有的孤例。那些拥有复杂的劳工保护法律的国家，也会想法设法在中国资本上做足文章，直至抽干中国资本最后一滴血。上汽对韩国双龙收购的全败，就是输在了低估韩国工会力量上。还有一点是，就如日本《产经新闻》所评论的一样，“温布尔登效应”另一种延伸就是对等开放，对中国投资市场准入造成压力，这属于逆向担忧。《金融时报》称，如果西方国家赞同中国企业可以自由进行海外收购，那么，这应当使中国面临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压力。

　　另一方面，出于对有竞争力技术流失的担忧，欧美在抽走核心技术后，把剔光了肉的光骨头式的空壳企业拿出来，引诱中国收购。TCL购得空壳化的德国施耐德，负上沉重包袱，TCL就此一蹶不振。联想比TCL也好不了多少，海尔吃下IBM笔记本品牌后，才发现觊觎的并没有抓到手，联想2008年第四季度为此大亏损，2009年虽然打了翻身仗，但令人沮丧的是，所谓的“创纪录利润”都是靠国内垄断市场创造的，联想在美国的市场上依然步履艰难。

　　美国《商业周刊》在2010年2月的一期杂志上分析道，联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业绩说明，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并未使公司脱离本土市场的束缚，一度占据美国PC市场7%的份额、仅次于戴尔和惠普的联想，去年第三季度，只能占4%的份额，跌出前五名。

　　外电也评论，2009年传出的四川腾中收购通用旗下品牌悍马，事实上也是在走联想的老路。通用剥离掉核心技术后，有意将悍马的知识产权和商标卖给未来肯定不会成为强劲竞争对手的一家拥有雄厚资金的中国民营企业，双方于去年10月画押，然而中国监管层的审批迄今几无进展。假如这桩收购案在今年2月最后期限后流产，不知是幸运呢还是无奈？

　　结构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创建各类理论模型，试图解释资本输出行为，如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费农的产品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指向的资本输出行为体，均是实力超群的MNEs(跨国公司)，它们有着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背负着“走出去”战略使命的中国企业，要正面与欧美等成熟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国企业群体中固然有“MNE”，但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还不成气候。这些注定了国家为了扶持国有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会忽略或暂时不考虑对外投资行为对母公司及国家的产出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何助益。从对外投资人类型上看，颇有千军万马、“人民战争”之势。

　　2004年一份统计分析表明，国企占对外投资总数的比例为35%，民企还在执牛耳。但到2009年，国企全面挺进，受政府支持的庞大国企充当着与世界级跨国企业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角色。

　　这意味着，靠股份制改造、从集体企业变身为民营企业的海尔，和通信公司华为，它们成功实现国际化后升格为广受尊重的跨国公司，这样的例子，将在未来民企身上越来越难找寻，因为中国的银行目光更投注于有政府背景的国企身上。

　　四川腾中重工收购悍马一事，虽然有传言称就收购方是否得有整车制造牌照一事，发改委和商务部的意见相左，但收购意向在国内激起如此大的争论，从一个侧面上看出当前中国民企国际化之路的艰难度，远大于国企，尽管人们都承认，现阶段从业绩和效益上看，民企的表现要好于国企，中投在黑石的天量亏损，已经成了国际商务教科书上的案例。

　　偏好

　　按对外投资动机分类，有市场型、出口型、技术型及资源型并购。在2004年之前，以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出口或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收购，要多于资源型并购。但从2007年后，这样的趋势完全倒过来了，资源型收购占掉了中国每年对外投资额的大部分。2009年，煤炭产量大国中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0年2月，又传来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企业之间600亿美元的购煤合约，而开发这一项目的资本也将来源于中方国企。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表明，2009年中企对外矿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其中澳大利亚占了六成。

　　资源赋予了战略意义，但是，把资源的争夺视为中国海外扩张的“偏好”，这将蒙蔽对中国对外投资结构的正确观察。

　　资源型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引入外资结成长期供应关系，是它们一直追寻的“偏好”。外资的到来，一方面解决了其资金困难，另一方面又帮其找到了市场。用不着中国争夺资源，它们自然会向市场和资金皆备的中国聚拢。如果中国表现出一副急不可耐、急功近利的并购心态，反而会影响到出价。年初澳洲供应商Woodside丢掉中石油LNG进口大单，就是在LNG市场已成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中国“毁约”另觅良枝的一次尝试。

　　而中国消费型社会的到来，也使吸引中国资本成为“时尚”，通过并购，外方轻易就可以借助中方母公司的协助扩大在华市场份额。

　　在去年举办的中国海外投资项目推介会上，令中方大出意外的是，一向以为对中方资金小心翼翼的国家，却是“招商引资”最积极的国家。日本邀请中方企业在药业等中方技术领先领域投资，美国也期盼着在新能源开发方面有一定成熟技术的中国来投资。

　　显然，海外的“偏好”是不同的，即使相同，如资源类，那也是双向的。

　　了解这些偏好，将有助于中企在海外并购时推行更为合理和灵活的并购方案。《经济学家》提出警告，动辄就与对方签下巨额长远合同，总会因过度依赖“中国经济会直线发展下去”的假定而受到惩罚。

　　冲突

　　澳大利亚官方统计表明，到2008年底，澳方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7万亿美元，其中英国资本占到30%以上，中国资本却连1%都够不上，名列前五甲之外。加拿大的数据也呈现了与澳大利亚一样的结构形态，中国资本虽然增长强劲，但依然比例很低。

　　在中澳关系起争执的2009年，《澳大利亚人报》罕见地发表了一篇“对中铝说不”的措辞强烈的社论，这表明经济和资源民族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是多少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即便双方都明知中国资本的比例微不足道。力拓官员的被捕及中国没有获得想要的交易，由于时机的巧合，总是被人认为显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对抗。

　　当中法关系因萨科奇不顾中方警告执意会见达赖之后跌入低谷，法国认为，中国银行撤回对一家法国商业银行的收购，不是单纯商业行为，而是一次为政治冲突服务的行动。

　　由于美方坚持对台军售，中方扬言对参与军售的美军火企业或其关联企业进行制裁。联系到美方开动了“反倾销反补贴”机器，立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牌，双方的贸易大战似乎一触即发。《金融时报》称，在美国，人们担忧外国政府收购重要行业的战略股权。很容易预见，美国未来将继续阻拦此类交易。美国政界人士需要问的只是：中国在本土市场都无法保障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能让它在海外获得知识产权吗？

　　“战火”的扩大，会不会让中国资本遭受城池之殃，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在战争时期，一方可以没收或冻结有“交战国”政府背景的资产，在投资主体尽是国企的情况下，中国资本的安全系数并不让人放心。美国一直有股意见认为，靠政府基金支持的全球战略资源争夺，并没有合法性支撑。

　　正逢后金融危机时期，复苏会有一段起落的波折，美国申领初次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在2009年最后一个月意外抬升，而南欧主权债务危机正拖累欧盟，可以预计中国对外投资也将迎来比较有利的调整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罗森称：“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短期忧虑，中长期肯定会显著增长，而这类投资对中国公司的意义正发生根本变化，因为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模式调整。”所谓增长模式调整，指的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海外制造”过渡，“中国创造”主导下的技术和管理进步，也会使中企2010年在海外拓展更有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