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变革：处于矛盾和问题集中点的县政，在政权系统内被边缘化，对实际社会问题的处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可想而知。忽然之间，“县治”一词成了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关注的热点词汇。一个近乎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的县级治理单位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

　　与之相关，中央对县治的重视亦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地重视县委书记”，高配县委书记，加大县委书记的提拔力度，县委书记一职的任命权以后收归省委；特别强调加强县一级纪委的作用；前所未有地中央一级大规模培训县级主要官员——县委书记大轮训、三千公安局长进京受训、县级纪委书记轮训等，去年密集展开。

　　其中，“维稳”不仅是县公安局长“进京培训”的重点，也是中央对“一把手”县委书记耳提面命的重点内容。

　　官方对县级官员的重视表现得可谓声势浩大。

　　关注中国治理的学者，则纷纷将基层关注单位由“村级选举”、“乡镇改革”上移至县一级。更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政治改革从县一级始”的观点。

　　大部分人对“县治”格外关注的起点，似乎都可归追溯至2008年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地方性恶性群体性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群体性事件的著名专家单光鼐，在研究了最近几年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后总结，这些事件基本发生在县域一级。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县域环境出了大问题。

　　继“村民自治”，政府作为一级政权退出村级后，2005年以来的税费改革及乡镇改革，使乡镇一级政权进一步弱化。乡镇干部在与农民的恶性关系基本得到缓解的情况下，与农民开始疏离。

　　用长期研究村治的学者贺雪峰的话来说，“乡镇干部和农民原来是吵吵闹闹，但是天天在一起，农民有什么需求还是知道的。现在是两张皮，很多时候下面发生了什么，上面根本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基层矛盾转移至县一级。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小国家还要大；西部有的县尽管人数少，但地域广袤。

　　在传统中国，县政是整个政权的基石和支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县级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20世纪的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尤其是共产党执政后重建了中国政治的整个构架，国家政权到达县级以下，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县、乡五级政权结构。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大幅度下放到省级，县政成了各省的省内事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开始是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

　　在时间的推移中，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这种状况下，处于矛盾和问题集中点的县政，对实际社会问题的处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可想而知。

　　目前，中央政府这一轮的“县治”政策释放刚刚开始，仍放在拉近县一级与中央政府的距离上——无论是通过省管县实现更扁平化的层级管理，还是通过大规模中央直训以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一个引人关注的制度性变化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中央已经明确表示，这一政策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

　　事实上，目前正在各地推广的“省管县”制度，从政策出发点来看，与这一轮克服治理危机、“保稳定”为主的“县治”改革没有直接关系。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广东浙江等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很多乡镇成为了专业化的生产基地，一个镇的发展，可能并不比一个县城差，一个县级市不比一个地级市差。资源获取能力完全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层级。

　　将这种财政扩权模式推广到经济结构完全不同的内地农业县，能否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经济和生活空间，尚待观察。内地农业县经济扩权后，很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县级小工业和“经营县城”上，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兴建面貌与地级市相似的新县城。

　　长期关注基层政治生态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提出了一个较系统的县治方案，即将“县”作为一个自治单位，给予县一级政府更为充分的权力，同时通过选举从下面约束以及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从外部进行约束。

　　考虑到中国村级选举及自治实践十多年来的现状，以及乡镇一级直选仍处于试点推进状态，即使中央政府愿意采纳这样的方案，按照“渐进式改革”的惯性，在可预见的近期内，也只可能在小范围进行试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的中国县治思路，目前似乎更具有可操作性。他虽然也提出由于风险较小，县一级是推广民主改革的好的切入点，但主旨是放在加强中央与县一级政府的联系上。事实上，这也与中央政府目前正在执行的政策有相互呼应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