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

　　1949年1月31日，驻守在北平的傅作义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同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提出的条件，他的部队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这意味着，五朝古都北平真正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中国的历史将在这里掀开新的一页。 但是，提前入城的新政权捍卫者们——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接管人员，深感北平敌情的严重：土匪惯窃肆无忌惮、明砸暗抢、暗杀纵火无恶不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充斥街头，为非作歹。更有甚者，国民党在北平的各系统的特务，秉承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应变措施”，千法百计地寻机潜伏，疯狂地搜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及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获悉“华北督察组”这一敌情，遂将其列为专案进行侦查。在局属内二分局和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终将该案的潜伏特务全部查获。

　　神秘的“景福汽车行”

　　陈悟生是北平人，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先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中共北平委员会”下属的“平民工作委员会”领导，后改为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北京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工作，参加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 陈悟生到内二分局报到的第二天，分局长狄飞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狄飞办事干练，思维敏捷，他这天身着一身合体的灰色军装，右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臂章显得威风凛凛。他开门见山地对陈悟生说：“你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多年，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今天请你来，给我谈谈北平的敌情和治安情况。” 陈悟生太熟悉这些情况了，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向狄飞做了汇报。他说：“据我所知，目前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很猖獗，他们有的在变换和迁移住址，隐姓埋名，就是想潜伏下来，搜集我们的情报。” 听了陈悟生的话，狄飞沉思片刻后说： “你要注意敌特活动这方面的敌情，如有情况，直接和我联系！” 狄飞和陈悟生对敌情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 一天，陈悟生正在办公室里看北京市公安局下发的“敌情通报”时，传达室的王老头闯进来告诉他：“有一个叫韩作文的人有急事找你！” 韩作文是陈悟生介绍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向陈悟生报告说：西单宽街12号的景福汽车行的司机陈福录向他反映，他的股东张景贤家新来了一个小伙子，名叫俞承泽，说是给张当助手的，但整天游手好闲，很是可疑。陈福录还说，汽车行旁边有一间根本没人去的屋子，经常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

　　嘀哒声，莫非是电台

　　凭职业的敏感，陈悟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应当立即向狄飞分局长报告。

　　狄飞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韩作文继续指导司机陈福录，多接触俞承泽，以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情况。他还抽调了3名侦查员，对景福汽车行进行全面调查。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和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接到汇报后，冯基平指示侦查科：将此案列为专案侦查。 经查，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住西单宽街12号。张景贤的父亲是伪国大代表，张本人在日伪时当过县警察所督察。日本投降后，他组织过河北省武清县的“还乡团”，后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协进会”、北平“中国公民互助会”。北平解放前夕，张景贤经常和国民党的特务们一起吃喝嫖赌，有重大特务嫌疑。俞承泽来历不明，更是可疑。 陈福录还看见，小屋前边有一个葡萄架，缠有铜丝一直上屋顶，这分明是天线！ 2 月21日上午，陈悟生随西单工作组的两位女同志来到西单宽街12号。工作组在院里转了转，见张景贤存了大量的煤。一个女同志无意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存这么多煤？” 这句无意的问话，却把张景贤吓坏了。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都被陈悟生看在眼里。 回到分局，陈悟生刚刚坐定，就接到报告：工作组走后不久，张景贤不仅让俞承泽把天线拆掉了，而且让司机陈福录开车把俞承泽送走了。俞离开时，带着一个大皮箱。 陈悟生分析，俞承泽把电台转移了！ 陈悟生把情况告诉狄飞后，他们认为必须当面向谭政文局长汇报。于是，狄飞叫上警卫员，和陈悟生一起快步向坐落在教育部街的市公安局办公地点奔去。 当他们走到旧刑部街时，突然发现一辆没有通行证的美制吉普车(当时汽车必须持有市公安局发给通行证方可通行)停在一个大院门前。 他们3人来到院子里，院子大而宽阔，也很气派，屋子里安有电话。有两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看到他们突然进来，很是惊慌，当得知来人是问汽车为什么没有通行证的事时，有一个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自称姓何的人说，他们是刘仁的关系；另一个脸色黧黑自称姓张的人说，他们认识谭政文局长。狄飞觉得这两个人言行可疑，而且口气还不小，决定让他们开着车，一起来到北京市公安局。 谭政文告诉狄飞和陈悟生，这两个人是最近向我们坦白自首的国民党特务，10天前交出了一支手枪、子弹211发，8天前又交出了两部收发报机。 对俞承泽转移电台之事，谭政文态度坚决：一定把电台截获回来，决不能让俞承泽跑掉！ 对两个自首的国民党特务，谭政文也分析出不少疑点：我们刚进城，敌人就匆忙地交出枪支、电台，为什么还不一次交出？两件事发生的地域都在内二分局辖区，两者有没有联系？

　　挖出一个潜伏组

　　是夜11时，月明星稀，宁静下来的北平大街小巷沐浴在银色的清辉之中。这时，几辆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一下子把西单宽街12号围了起来。亲临现场指挥的谭政文局长一声令下，侦查员冲进大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张景贤从被窝里抓了出来！ 张景贤供认，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特务，任电台译电员，俞承泽是从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直接派来的电台台长，他们以汽车行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他们在北平受曹中襄领导，但张景贤不知道曹中襄的地址，只是用电话联系，电话是：2.2727。 当谭政文追问：俞承泽和电台在什么地方？张景贤战战兢兢地说：“今天工作组来了，我们以为暴露了，俞承泽带着电台转移到景山后街恭俭胡同23号他姥姥家。” 谭政文当机立断：让狄飞带着人到恭俭胡同抓俞承泽，取电台；由科长孙启民和陈悟生去抓曹中襄。 电话局离张景贤家只有一箭之地，他们很快查清2.2727号码的地址是旧刑部街24号院的私人电话。他们赶到该地址一看，陈悟生心里有底了，原来就是白天查汽车的那个院子，来过一趟，情况多少熟悉一些，他们顺利地抓到了曹中襄，就是自称姓张、脸色黧黑那一个；另一个也在，自称姓何，真实姓名叫傅家俊，便把这两个人一起拘捕起来。 孙启民、陈悟生返回西单宽街 12号时，狄飞已经把俞承泽抓捕归案，并取回了电台，还搜出了大量的情报底稿。 经审讯得知：曹中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中校参谋，抗日战争期间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官、国民党特务。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379情报组组长，受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领导。 谭政文决定，将傅家俊等4人交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进一步审理。 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379情报组，从发现敌情到破案仅用了18 天！

　　傅家俊和他的“华北督察组”

　　经审讯，傅家俊详细地交代了“华北督察组”和下辖各潜伏组的人员名单及他本人情况，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设在北平掌握华北地区情报工作的特务机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办事处”，因国民党军事上屡屡失败，“华北办事处”位置空缺着没有人来管。1948年初，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任命傅家俊、张之程任新成立的“华北督察组”正、副组长；共设12个秘密情报组，分别由傅家俊、张之程两人领导。 傅家俊时年33岁，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八期毕业，历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参谋、上校科长等职。1947 年，他被派到东北任国防部二厅辽北直属情报站少将组长。长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期间，他化装逃回南京，后被任命为“华北督察组”少将组长兼“华北剿总二处”副处长潜入北平。 来北平以前，鉴于时局变化越来越对国民党不利，他耍了两面手法，假意营救了我方一位重要地下工作人员李某。北平解放后，傅将工作不力的天津、张垣两个潜伏组成员名单和两部电台交给刘某转交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而将其他5个潜伏组隐匿起来。 根据傅家俊交代的线索，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组织力量追查，对潜藏在北平的10名潜特全部捕获，隐藏外地5名也被外省市公安机关逮捕，另有6名已潜逃，待以后“镇反”运动中也被揭露出来，傅家俊一手布置的7个潜伏组和7部电台，21名潜特全部查获落网。 傅家俊来北平前，就患有肺结核病，入狱后病情严重，后保外就医，住进北平中和医院，经医治无效，于5月5日病死。 1950年， “华北督察组”的“漏网之鱼”张之程等人也被捕获，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对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特务组织侦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