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吕娟 实习记者/谢琳

　　不是一个人的悲哀

　　付爱勤在电话里听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后，说，我今年已经65岁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做律师最遗憾的事。 听 从了赵大涌和亲朋们的劝说，2006年，为讨回自己的清白奔走了近10年无果的付爱勤决定放弃，“一方面是身体吃不消 了，每去找一次，就生一次病；另一方面，年龄大了，没有火气了。” 但是，不甘与委屈并没有随着时间消逝，而是 牢牢地压在了这个老律师的心底：“我的为人在大同市是有口皆碑的，那时各级领导听说被抓的是我，都说不可能，付律师是 绝对不会作假的。” 心病不止一个，从那以后，付爱勤的职业生涯多了两个禁忌：不是推脱不掉，不代理刑事案件； 即便代理刑事案件，坚决不做调查，“我已经有血的教训了”。 从事发至今13年，付爱勤仅仅代理过三四起刑事案 件，都是律所安排推脱不掉的，她将自己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案件以及担任企业法律顾问方面，“没办法，一进检察院、 法院的大门，我的心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她很怀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律师和检察院有很良性的 关系”，一件事情至今仍令她感动不已：“那时我辩护的一个未成年人的案子，第二天就要开庭，头天夜里九点多钟，市检察 院的同志专门找到我家，说起诉书上关于这个孩子的出生年月日有误差，当时我家住在市郊，这个误差也并不影响未成年的判 定，检察院同志的认真负责让我念念不忘。” 但在付爱勤的心里，美好的时光一去不返，“从我的经验来看，后面的 律师吸取的都是反面的教训。现在律师都会省事了，只根据检察院提供的证据辩护，根本不去做调查，我干嘛调查啊，给自己 找危险？而检察院提供的证据也都是大方面的，细节的证据都不给你提供。律师从里面能找出就找出点，找不出就泛泛说几句 ，这就是现在我们地方基层律师担任刑辩的主导思想。” 付爱勤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的是办案质量的 下降。 最近两年，付爱勤进入了半退休状态，“我们这些老律师，是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一些风气的”，良久，她补 充道：“我觉得自己是做了法制进步的牺牲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

　　紧箍咒下的自律

　　赵大涌接到记者的电话时，正在忙着接待一个来自香港的考察团。

　　风波结束后不久，赵大涌辞去了临汾律所的工作，来到太原。按他的话说，当时正好赶上山西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 自己有机会参与了司法部的培训，之后进入国企改制领域，“差不多成为了山西第一个做国企改制的律师”。 10年 过去，赵大涌的业务主攻方向又转到了企业重组，刑事案件仍旧在做，但相对少了很多，“不是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主要还是因为赶上了机遇”，赵大涌认为自己是因祸得福。 即便业务方向转变，赵大涌仍然十分关注如今沸沸扬扬 的李庄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刑法》第306条的热议。 “我的理解，随着法制的进步，应该把它(《刑法》第 306条)取消掉，但是现在保留也有一定的意义。现在腐败滋生，律师也是人，不是圣人，也有办糊涂事的。” 当 记者问及刑辩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否发生变化时，赵大涌又是呵呵一笑：“我的回答是两句话。从国家文明进步的角度，刑辩 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还在变化发展中，有曲折、有问题，还需要完善解决。” 谈到为律师维权的感受，刘文元说没有 什么特殊的，绝大多数的律师都是无辜的，当然，这样的结论是在他十几年的维权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但一个不可否 认的事实是，无辜并不意味着律师们的行为没有瑕疵，“几乎所有受追诉的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都会犯一些过失性的 错误。” 刘文元几乎向自己的每一位律师当事人表达了这种观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在他曾代理的十余起律 师维权案件中，唯一一起败诉的案子，就是因为他在一审接受委托后，向律师家属直言了该律师行为上的一些不当，导致其家 属不悦，取消了与刘的委托代理关系，该案二审败诉，这名律师最终被判了刑。 刘文元也坦言，在当前的情况下，向 律师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些过于苛刻，“《刑法》第306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第307条已经对伪证罪进行规定的 情况下，这条专门针对刑辩律师的条款，无疑具有歧视性的意味。”而其多年的律师维权经验证明，正是这种“职业歧视”， 成了戴在律师头上的“紧箍咒”。 但不这样要求，又能怎样呢？刘文元拿自己举起了例，“做了一辈子刑辩律师，得 罪了不少人，没有被‘别人’抓住过一次小辫子”， “由于我们国家的法治情况，我们这一代律师，实际上是为中国的民主 法治，为中国的律师制度作贡献的”，这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名69岁的老律师，流露出唯一一次的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