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由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引发的职业病防治问题，卫生部部长陈竺昨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布会上表示，这一事件反映出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历史欠账比较多。他透露，目前中国多部门正在研究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完善工作机制，形成部门的监管合力。

　　>>官员表态

　　卫生部部长陈竺

　　将对职业病基础情况摸底

　　陈竺表示，对于农民工健康权益的维护，职业病防治是一个核心内容。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病的防治工作，中国已经有了《职业病防治法》，所以，我们应该依法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陈竺介绍，去年，中央财政也安排了专项经费用于补助中西部地区的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建设。最近，卫生部、安监总局、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正在研究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部门的监管合力。

　　陈竺说，关于如何改善目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状况，我们认为，就是要加大企业作为责任主体的责任，地方政府负总责，各个部门不仅是各负其责，而且要加强工作的协调力度。我们准备按照职业病防治规划，对我们国家职业病的基础情况摸清底数。另外，我们要加强职业病防治体系的建设。不仅要依靠专业的职业病防治机构，而且要发挥卫生系统的整体合力。

　　针对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陈竺说，这反映出我们的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历史欠账比较多，诊断的能力出现了问题，所以，要到一家三级医院最后确诊。

　　全总副主席徐振寰

　　其他尘肺病农民工获治疗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振寰说，全总得知此事后高度关注，随即派出几路人马，前往河南进行调研，对这事的情况很了解，并介入这场农民工的维权行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走访，全总联系当地政府、企业进行三方会谈，最终使企业中其他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得到病情诊断，并接受相应治疗。

　　河南郑州地区能够治疗尘肺病的医院在增加，以前只有两家，目前在陆续增加一些医院治疗尘肺病的药物，使更多的尘肺病患者方便治疗。

　　徐振寰说，目前在河南郑州地区，全总积极推动农民工维权，看病和检查的进展比较大。一旦有情况发生，全总要求厂方配合，积极给予及时的治疗。如果有困难，全总也会在资金上给予一定的协助。“农民工在工作中得病，属于因公生病，企业应给予更多关照。”

　　“就职业病的防治问题，今年总工会界别的委员，已经集体提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建议》，目前已经有30多人签名。”徐振寰说，提案建议修订《职业病防治法》，确立“用人单位负责，行业规范管理，政府依法监管，职工群众监督”的职业卫生综合管理体制，确定牵头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政府主管部门，整合行政资源，建立事权专一，运转有效的工作机制。

　　>>法眼

　　事件发生与事业单位改革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认为，“开胸验肺”事件从制度意义上去解读，反映出事业单位的改革问题。

　　北京的多家医院都已经诊断为尘肺，郑州的所谓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这家事业单位却诊断为肺结核，因此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的农民工张海超最后只能开胸验肺。追问悲剧性事件的原因，这和我们事业单位的体制有关系，事业单位设置的初衷是要承担一些不适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有些事业单位问题比较多，常见于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比如教育领域的乱收费、教育资源不公平等问题。追问原因，事业单位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企业充分竞争了，有市场的压力和调控；行政机关中上级的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的监督都加强了。相比较而言，事业单位的监督和改革是非常滞后的。尽管也在进行一些试点，但速度、实际效果距离事业单位所应达到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来说还是有差距。

　　>>委员建议

　　职业病监管应明确分工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何悦建议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职业病防治监管职责，理顺监管体制，将职业病防治工作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的年度考核目标，落实职业病防治责任。

　　在用人单位的责任方面，何悦表示，应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包括举证内容、时限、假证和举证不能的后果及法律责任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未安排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治的法律责任。此外，还应明确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责任和职业病诊断机构的权利义务；进一步规范诊断与鉴定行为。

　　事件回放

　　去年，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怀疑在工厂得了尘肺(尘肺为职业病)，先后被多家权威医院诊断为尘肺，但在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却被诊断为肺结核。

　　多方求助无门后，张海超做出惊人之举，他到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手术，以悲壮的方式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而不是肺结核。

　　>>回访当事人张海超

　　拿到赔偿接受尘肺治疗

　　记者：去年你开胸验肺，证明是患了尘肺病。时间过去了半年多，你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张海超：我身体还行，开刀的伤口基本愈合了，现在是针对尘肺病治疗。但是这个尘肺病的治疗理念是“延续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不可能完全康复。

　　记者：听说你开胸后，右肺情况不好，要靠吹气球来扩张，现在这种情况好转没有？

　　张海超：我就靠着药物维持，生活基本能自理，比没治疗前好，也比很多患病的工友好一点。

　　记者：靠着药物维持，不能干重活，那么现在你的家庭经济来源是什么？每月医药费有多少呢？

　　张海超：我是不能工作了，父母年纪也大了，孩子还小，就我妻子在郑州打工，普通工人，每个月1000多。我一个月的医药费是4000多，虽然这样了，但很多农民工都很羡慕我，羡慕我拿到了60多万的赔偿。

　　记者：这话怎么讲？

　　张海超：我作为尘肺病患者的一个代表，被媒体关注，能有治疗方案，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差了。但很多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兄弟还在挣扎，因为得尘肺病的都是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记者：最初开胸验肺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张海超：当时职业病诊断，需要单位出具相关材料。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协调，给出了错误的诊断结果。本来想按正常程序走的，但是走不下去了，开胸验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很无奈。

　　写博客帮农民工兄弟维权

　　记者：原来的公司有没有再和你联系？其他患尘肺的人怎么样了？

　　张海超：他们没找过我。去年我拿到60多万赔偿的时候，他们是挺不愿意的，是在劳动局等很多部门的出面协调下才给的。我的病情诊断出来后，又查出很多人都是尘肺病，现在他们都在维权当中，有些拿到了十几万，有些拿到了二三十万。

　　记者：接下来你想做些什么？

　　张海超：我以后的人生打算，就是写写博客，帮助和我一样的农民工兄弟维权，呼吁社会更多关注农民工的职业病。如果说让农民工开胸验肺就能有个说法，那很多农民工都愿意的。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想开个开胸验肺的专科医院来帮助农民工。

　　记者：你开胸验肺，被称为农民工职业病维权代表。你认为在职业病维权中，最艰难的是什么呢？

　　张海超：维权程序太漫长了。按正常程序走，从诊断、工伤、伤残到劳动仲裁，需要484天。如果有企业或相关部门拖延，可能长达六七年。有个农民工兄弟，维权已经走了13年还没到头。对农民工来说，这是拖不起的。也许拿到赔偿的时候，尘肺病已经是晚期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刘杰 李秋萌 张然 翟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