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8日电(记者庄永廉)“选举法修改后，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合理的代表结构，这样，法律的修改才有意义。”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发表了上述看法。

　　周光权认为，选举法的修改，和宪法保障公民平等地行使选举权的规定相协调，符合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社会实际。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比例已经达到46%以上，个别地方超过50%，农村人口每年递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按照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相同比例进行选举，具有可行性，也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选举法修改后，要想保证代表结构合理，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让更多真正的基层农民代表能够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周光权说，中国发展改革中的很多问题都和城乡差别结合在一起，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农村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对于“三农”问题，农民最了解实际，能把最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事实上，十一届人大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有了大量基层代表，如农民工、村支书等。

　　“当然，未来应该加强对农民代表的培训，增强他们的履职能力，多创造机会让他们去调研，让他们广泛接触公众，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周光权对农民代表更多地议政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