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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贵仁“上会”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10日06:54  大众网-齐鲁晚报

  

袁贵仁“上会”

  全国两会上,袁贵仁遭到记者的“围堵”。 CFP/图

  

袁贵仁“上会”

  第一幕:GDP4%的投入

  3月5日,上午8时许,人民大会堂北门。

  共和国部长们鱼贯而入,袁贵仁穿灰色大衣,正欲从通道一侧上台阶。

  面对记者的采访,袁贵仁低调回应,“谢谢这几天对于《规划纲要》的报道,这个纲要公布到现在为止,还差一个小时就整五天时间了,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听而不是说。”

  他精准地记着时间,精确到小时。

  在记者再三坚持下,袁贵仁就《规划纲要》里提出的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是否能够得以实现这一问题,给予了回应。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由我来说,而是应该由财政部门说。”他笑着说。

  他表示,其实前些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已讲得很好”,就是要尽最大努力保证实现,“虽然我们两个部门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谈得太清楚,但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实现4%,我们在4%这个大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

  其实,此前对于4%这个指标是否具有科学性,两个部委之间你来我往,经过了一番拉锯。财政部咬定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而并非投入不足。教育部则拼命论证4%的合理性,并从国际比较的层面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教育投入究竟有多低。

  最后,2012年达到4%的目标,最终被写到了《规划纲要》的文本中来。

  这一幕,应该以一个叹号收尾。

  第二幕:义务教育均衡与择校

  3月5日,上午11时许,人民大会堂北门。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念毕,袁贵仁重新出现在了记者的面前,一样的围堵,一样的惜字如金。但这次他对如何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问题给予了简短的解答。

  去年11月7日,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袁贵仁亲自出席,并在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各地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国家推动教育发展的奠基工程和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重要工程,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而在新近出台的《规划纲要》中,则明确提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举措,比如“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等。试图通过均衡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削峰填谷来禁绝择校问题的出现。

  “古时候还有孟母三迁呢,为什么不允许家长择校?”有教育研究者表示了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有限的优质义务教育资源,面对几乎无限的社会需求,单单是一个流动怎么能够做到?

  更有教育举办者提出了选择获得多元化教育的权力。全国政协委员、锡华实业投资集团董事长、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张杰庭说了一句大实话:“中国教育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政府不能正视随着经济发展民间生发出来的越来越多元的教育需求。”

  达到教育公平与满足多元的教育需求,怎样来平衡,这个问题还等待解决。

  这一幕,应该以一个问号收尾。

  第三幕:高校去行政化

  3月7日上午11时许,二十一世纪饭店。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参加教育界委员联组讨论,与委员一起讨论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厉无畏以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等相关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闭门讨论。会上共有9位委员作了发言,话题多集中于刚刚公开征求意见的《规划纲要》的评价。

  会后,在通往电梯间的过道里,记者再次堵住了袁贵仁部长。这次,问题瞄准了大学行政化。

  这个问题,绝对属于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很多社会大众的潜意识中,高校已成为衙门,教授和院长之间的角色可以轻易转换,文凭与权力之间则有着隐秘的联系。

  “中国高校是靠行政权力在驱动,而不是靠学术优秀来驱动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言之凿凿。在他看来,几十年来的高校行政化演化史,早已将很多高校中的学人异化为行政官员,而且很多高校的行政官员也都当上教授了,再强调什么教授治校,不免有些滑稽。

  对此,袁贵仁颇为坚决,他表示,在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方面,教育部会尽量减少对学校的行政干预,让高校自主办学,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规划纲要》的文本中也强调要“去行政化”、“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不过,也有些人对《规划纲要》不满意。

  在他们眼中,很多关键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比如校长遴选机制如何运作,再比如大学行政领导是否可以兼任学术委员会领导一职,都语焉不详。甚至还有人对《规划纲要》中用“教授治学”而不是“教授治校”来表述而耿耿于怀。

  在高校里做了一辈子的朱清时,倒是不那么心急,在他看来,高校去行政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许这将是一个十余年的持续过程。

  “人还是那批人,你怎么动?所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更替了,一种新的文化生长出来,中国大学才可能真正去行政化,才可能真正自治。”朱清时表示。

  这位64岁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前任校长,接受了一所正在筹建中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他说,自己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践行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

  朱清时可以选择,可是袁贵仁呢?

  这一幕,应该以一个省略号收尾。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全国两会召开前,起草一年有余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刚刚公布。此后,在全国两会上,作为被赋予改变中国教育困局的重任者,袁贵仁一直惜字如金。

  我们只能通过还原和他接触的几个片段,去尝试触摸一个改革者的心境,以及他将要面对的挑战。

  记者手记>>

  一个背影

  作为这场改革的操刀者,他必须抚平社会的焦灼感,面对上级对于改革推进的压力,还必须照顾到优势阶层的既得利益,不能下手太重,以免招致强烈的反弹。

  几次见到袁贵仁部长,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那个多少有些孤寂的背影。

  熟悉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中国的教育是在打倒、建设、再打倒、再建设中一路踉跄走来的。

  显然,袁贵仁知道自己面前将要翻越怎样的一座高山。

  “我想这次的特点就是注意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观念、涉及体制,也涉及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在此前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他语调凝重。

  作为这场改革的操刀者,他必须抚平社会的焦灼感,面对上级对于改革推进的压力,还必须照顾到优势阶层的既得利益,不能下手太重,以免招致强烈的反弹。

  此外,他还必须面对自我的期许,毕竟不是谁都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不是谁都能够赶上一个被称为“新教改”的时机。

  3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文章,署名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文末有一句话,说的是教育部今年的工作重点。袁写道,“启动实施规划纲要。我们要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的组织实施,真正办成办好几件让人民群众满意、为教育发展增添动力的好事实事。”

  还有八个月,袁贵仁即将六十岁。

  《论语·为政》中,有“六十而耳顺”一句,这是形容一种历经岁月洗礼之后的生命通达状态。

  宋朱熹对此有注:“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送给他,愿他一路走好,还给中国人一个有尊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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