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持续发展致两会的信

　　尊敬的两会代表委员：

　　与千万个在海外游学的学子一样，我虽然身在异乡，可是每每看到有关祖国繁荣富强的新闻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激动与自豪。前些日子，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位列第一的出口大国，随着这一消息被多方确认，就连刚刚被“赶超”的德国本地同学也主动与我讨论起这个新闻，言谈中流露出对中国的钦佩。在高兴之余，我想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世界出口第一”的光环之下，中国也存在不小的环境隐忧。

　　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在1955年提出了“库兹涅兹曲线”，这个倒U型的曲线应用在环境领域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呈先恶化而后逐步改善的趋势。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初期，发展经济的压力较大，加之环境污染较轻，所以民众对于环境服务的需求就较低，继而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道路，环境恶化；当国民收入提高后，大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及对环境服务的需求增加，使得环境污染减轻。

　　不少鼓吹自由主义经济的西方学者对这样的假说青睐有加，在他们眼中，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应该遵循“竞次”原则，即打破底线的竞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哪个国家更优秀，投入了更多的科技与教育，而是比哪个国家更糟糕、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竞次”游戏的赢家，往往是环境保护的输家。但事情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国民收入的提高与环境改善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在过去的十年里，日本和韩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部分高污染的企业都逐步向境外转移——譬如东南亚国家，当然也有不少转移到了中国。许多发达国家需要消费但在生产过程中会造成严重污染的产品，都变成了在境外制造。

　　在去年年底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听了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与瑞典贸易部长爱娃·比约林的演讲，他们口径一致地提出了未来收取“碳关税”的计划。显然，“碳关税”对于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从另一方面来看，2009年，中国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仅仅产生435美元的GDP，而同样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在瑞典能产生7740美元的效益，挪威是8381美元，资源利用效率是中国的19倍还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重污染企业逐渐搬离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迁移的现象。一些“库兹涅兹”假说的支持者认为这是这一假说的成功实例，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那些企业仅仅是在祖国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污染而已。而且相比东部沿海，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即便是一样的污染也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瑞典地处北欧，纬度较高，生物生长周期较短，自然环境基础较为脆弱。瑞典的环境却是世界一流，对环境的保护也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世界上一流的工业。那么，瑞典到底采取了怎样的环境保护政策，使这个从上世纪70年代末由重工业开始转型的国家能在环保与经济两个领域都获得很大的成绩呢？

　　瑞典的环保制度非常健全，其中，一套完整并具可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各不同行业紧密衔接。该体系包括8大类，30个子类。评估范围包括区域能源利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生物多样性评测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估等。中国现在已经广泛应用的“环境影响分析”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类。

　　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应该尽快建立起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该体系应包含对经济、自然资源利用、卫生、交通运输等多方面的评估，首先可以在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与决策层面进行，并自上而下逐步推广实施。该评估体系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控制并减少污染，也对公众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为低碳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如今全球都能买到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出口的产品也正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国家产业布局转型提升的十字路口，也需要一套能准确评估协调近期经济利益和长远发展潜力的管理体系，来确保未来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世界工厂”的现实，既承载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光荣与梦想，也向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以上不成熟的建议，希望各位代表委员能在百忙中考虑。

　　瑞典隆德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专业在读博士

　　周是今

　　2010年3月5日

　　来源：2010年3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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