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风气问题致两会的信

　　尊敬的两会代表委员：

　　我俩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研修的中国学者。阔别祖国好几年了，但不论我们身在何方，都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今天，在两会召开之际，想和你们聊聊天，谈谈我们关于英国教育体制的看法与体会，希望能对你们建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所参考。

　　就我们在海外的个人经历看来，在过去的五年里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英国的教育界反映得特别明显。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在剑桥大学这样有着所谓贵族传统的知名大学里，中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人数非常有限，而且大部分来此进行学习与研究的中国人都在理工院系，相当部分的人都是靠英国的奖学金生活。当年我们走在路上，常常有英国本地人对我们用日语打招呼，觉得东方面孔的学生与游客应该都是“富有”的日本人。

　　然而在2009年的校园里，已经有超过1000名中国学生，访问学者百人左右。这些中国学生学者的研究领域，从理工科扩展到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国家留学基金甚至每年设有专项的剑桥大学资助项目，国内的很多大学也与这里的院系单位建立了合作或者互访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中国教育的发展。有趣的是，很多英国的本地人也会用“你好”等简单的中文来和路过的中国人打招呼了。

　　我们也经常会关注国内的教育问题。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科学研究领域，基础性研究对于应用性的研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所谓基础性创新一般耗时都比较长，需要理论和工程并重，且解决的是某一领域具有共性的问题。相比较改良性的、增值性的创新而言，英国重视基础性的创新，因为这样的创新影响面广、时间长、作用大。以剑桥大学为例，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技术领域，诸多成果不单是原创，而且还是基础性的。一旦基础性问题得以解决，往往会带动一个领域的技术发展。

　　目前，中国的创新数量虽然上来了，但基础性创新不够，这也导致我们国家很多工业使用的精密仪器的核心部分与计算机领域的核心产品，都不能自我生产。所以，我们建议祖国应确定一些重要的基础性创新领域和内容，并支持较长时间的基础性创新工作。

　　在国内，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在教师的评估机制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等级，甚至也成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获得学位的评估指标。这使得着急毕业和提职称的研究者们，用尽各种办法使得自己的文章能够发表。于是，在商业范畴里所使用的一些不法与擦边球式的方法，都逐渐被挪用到发文章的尝试之中。所以，我们认为在保证学术期刊的质量、培养研究生们的研究兴趣、促进教师们的创新研究热情等方面，都还需要做更多的改进。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各种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往往需要较多的时间，对于一个课题的研究往往需要一个比较整体性的思考。如果让研究生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就发几篇文章，研究了一点问题，就着急发文章，那就跟刚想到一个点子就举手报告一样。这有可能迫使他们无法对研究成果负责，更使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减少了对于调研等第一手资料的获取，甚至造成改编与抄袭成风。学术研究需要耐心与时间，急功近利式的以发表文章的速度与数量来充当学术研究的重要评审指标，存在很大的风险，也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行为。

　　在剑桥数年，我们有一个很独特的体会：虽然教授的权利比较大，但学校并不存在学阀，校长和系主任也没实际权力。虽然学术派系林立，但也相互制衡。所以一旦有一方腐败，就很容易垮台。而相应地，学生力量很强，若是学者腐败，则无法服众，学生闹事起来不得了，压不住。学生对老师的评估每年好几次，学生赶走老师的事情就在剑桥发生过好多次。英国教育署也常常下到各个学校征集意见，由学校发信给所有学生，凡愿意参加讨论的都可以去，因此谁要是搞腐败，很容易露馅。

　　英国学术规范与英国媒体的监控也关系甚密。英国媒体相对更加独立，一旦涉及腐败事件很容易曝光，而且大报小报非常多，加上网络舆论，腐败很难有滋长的土壤。

　　身为有心归国的海外学者，我们由衷地希望祖国的学术空间能早日得到净化。我们知道教育部近年也在着手建立监督和追惩制度，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我们想，怎样才能让学者打心底愿意在学术上保持真诚，这可能是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剑桥大学学者

　　晓岚  俞凯

　　2010年3月6日

　　来源：2010年3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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