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警醒

　　高毒农药来自何方尚未有定论，但豇豆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监管不力问题已为人所重视。

　　崖城镇东起元村一位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对高毒农药并不陌生。3月1日，这位来自湖南的中年人告诉记者经常可以在农田的沟渠里看到一个个空置的农药瓶，都是那种“见效很快的”。“我家自己不施这种农药，这边的人也不吃这种农药种出来的蔬菜。”为了表达出对其的反感，他有些夸张地打着冷战。

　　他回忆起前几天还看到某个地方就存着这么几个瓶子，但带记者过去后发现那边空空如也。“大概是被人收走了，这两天经常有上边的人下来查。”他说。

　　毒豇豆事件发生后，海南加强了蔬果检测机制。李良会告诉记者，他们检测站的工作人员这两周每天早上6时起床，7时就得分散到各乡镇去进行检测，一直到下班前都没有多少休息时间。

　　与李良会同单位的质检员陈小红不用外出奔波，这段时间她主要留守在质检中心，负责检验收购商拿过来的样品。3月5日一天，就有不少豇豆货主拿着样品找他们检验。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采用快速检测法，毕竟这样效率最高。”陈小红说，“这种方法要求用‘五点取样’搜集样本，但有时我们取样要多过这个数目。”李良会承认，尽管使用定性检测或许会有漏洞，但已是能做到的最可行办法。

　　陈小红用小刀把豇豆切成一段段1厘米见方大小，小心翼翼地将其中几段置入小烧杯中，再加入一定量的缓冲液震荡，然后倒入另一个容器里静置。10分钟过后，就可以得到用于检测的样品提取液。

　　货主邱炎军有些紧张地盯着，他说：“这个货要运到上海和苏州，每天我都自己把样本拿过来检测，争取些时间。”对于这些被“大陆”市场封闭了近两周的收购商来说，更加严格的检测准入制度既是考验，又是新的机会—谁也耗不起。

　　陈小红把样品提取液和酶液、显色剂一起加入试管内摇匀，分倒入三个比色皿中，再放到农药残留快速测试仪里，按“对照”键。机器的电子显示板上浮现多个数字，下方开始2分钟的倒计时。一旁的李良会说，如果2分钟后显示板里的“抑制率”这一栏小于50%，可以判定该样品农药残留不超标。

　　倒计时结束，邱炎军这批货的抑制率都在50%以内，产品合格。他看起来如释重负。据李良会介绍，近期基本上所有检验的样品，都是合格的。

　　通过检验的豇豆会有一张专属的报告单，没有这张单以及上面盖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县(市)、乡(镇)三个章，大部分国内市场都进不去。

　　但这张由县级部门签发的报告单也有问题：在进入广州市场时曾因为没有海南省统一分发的检测报告而不予通过，在常州市场也因为对方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检测方法频频碰壁。中国目前已形成了农产品全国生产、全国销售的大流通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如何在不同地域间实施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检测体系，需要认真研究”。

　　海南豇豆出事之后，让人不能不联想到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苏丹红一号”“三聚氰胺”甚至“桔子蛆虫”等。据不完全统计，2005－2009年，中国发生了近40起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王习明认为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农业生产过程监控的制度性问题：“比方说高残留的农药，去向性监控好像是空的。应该对这些农药实行监控。就像以前我们说高剧毒的老鼠药，由于政府加强监控，现在在市场上就基本不见了。”在他看来，农产品安全监管机制的缺失，造成了产品运出去后才发现问题的状况。

　　谁为农民说话

　　尽管豇豆越来越好卖了，但陈生南还是耿耿于怀—自己没有用过非法的高毒农药，却不得不和大部分人一起为少部分人的行为“还债”。

　　“我希望这次事件过后，政府可以给我们这些无辜菜农进行补偿。”陈生南的要求并不高，如果没法补偿，他甚至只要一个“说法”就行了。

　　王习明也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补偿，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益。在研究农村组织的他看来，这次事件中无辜受牵连的农民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没人替他们说话，没人为他们申诉公道。“如何对这大部分农户实行保护机制，现在没有；如何对少部分使用高毒农药的农户实行追溯机制，也没有。”王习明说。

　　事实上，海南的水果早在2008年便启用了相应的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制度，这个由海南省农业厅主管的项目，对海南产的热带水果实施“从田间到餐桌”全程信息记录建档。但目前，海南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类似的蔬菜溯源制度。王习明说，中国虽然早就有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动议，但实施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最大的障碍在于组织成本太高。目前农产品多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生产流程难以控制。

　　“高残留农药进入生态环节确实有政府监管无力的因素，同时也因为目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农民组织得起来的话，如果有人使用这样的农药，那么其他农民会监督他，制止他。”王习明说。

　　陈生南也觉得自己在生产中缺乏话语权，“力量太小”。“我们这些人不知道找什么途径跟政府说上话，平时也就有人(基层干部)下来收费时可以提上几句要求。这次出事后，第一次看到这些领导这么关注我们种植户。”

　　相对于海南楼市的红火，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海南农产品处境普遍尴尬，多种作物滞销。一位在琼海市从事泡椒生产的种植户告诉记者，今年2月以来琼海辣椒的价格大幅下跌，眼看要收获了，却卖不出去。“前几年行情不错，有时一亩地能赚上差不多一万元，结果今年大家都去种辣椒了，现在才发现没人买。政府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不该种，该怎样种。”而据记者了解，除了琼海泡椒滞销，还有澄迈毛瓜难销海口佛手瓜无人问津等情况。

　　3月7日中午，眼看自家板车上的豇豆卖出一大半了，陈生南从怀里拿出包“中南海”烟，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这是半个月来他第一次这么爽快地享受着。

　　对毒豇豆事件，他至今还是有些后怕：“你们大陆人这次闹这么一个事有没有什么好处？肯定有，以后大家吃菜也吃得放心些。但真的别再来一次了，一年也就赚你们这几次钱，怕以后没人再替我们说话。”

　　一阵凉风吹过，穿着单薄衣服的他打了个寒战。半个多月来弥漫在海南的压抑气氛，似乎在冷空气的稀释下即将消失殆尽。菜农陈生南抬起头，看着在崖城市场上方飘荡的横幅，又打了个寒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