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履任IMF

　　之前普遍认为，朱民将获得3个副总裁位置中的一个。此次对他的任命只是总裁特别顾问，其实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北京

　　“我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朱民笑着说。

　　从去年“十一”前后传出将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新闻5个月后，2月底，IMF宣布，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已向IMF执行董事会通报，将任命朱民为总裁特别顾问。

　　和一般金融官员在公众面前的审慎、讷言不同，朱民性格随和热情，没有距离感。

　　去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介绍朱民说：“这是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热门的金融人物。”朱民随之如此这般揶揄自己。

　　在林毅夫履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一职之后，58岁的央行副行长朱民再次在国际性金融组织获得高级职位。这一切，折射出IMF在世界金融领域中话语权的回归，以及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分量逐渐加重。

　　IMF回来了

　　在华盛顿市中心，从白宫往东走3个街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大楼。

　　十几年间，IMF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戏剧性地跌宕起伏。12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发端于两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IMF都因为没有起到预警作用以及应对行动迟缓而饱受诟病。但危机过后国际社会对IMF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亚洲地区)逐渐式微；而本次金融危机，IMF却俨然是最大赢家，期望它成为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领导者的言论从去年一直热到今年，甚至有舆论呼吁IMF成为未来的“金融联合国”。

　　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范围内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IMF的一位官员在2002年坦率地说，危机的强度让IMF措手不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0年时间里，IMF都因此抬不起头。在那次危机中，IMF被指责的错误有：

　　墨守成规，未能及时为亚洲国家提供“危机预警”；

　　应变迟缓，未能根据事态发展采取正确的应变措施；

　　贷款条件苛刻，作为提供紧急贷款援助的核心条款，泰国、印尼与韩国政府必须实行“紧缩政策”，这本来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药方，但是并不适合亚洲各国，强制推行的结果是“药方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

　　还有，IMF强迫有关亚洲国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做法也遭到很多责难，以至于华尔街将IMF称为“令人作呕的官僚”。

　　曾经对亚洲各国指手画脚的IMF，危机过后与亚洲关系紧张，IMF一位官员称：“有时候我们在亚洲不得不保持低调，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处理不当使我们仍存在形象问题。”“如果外界认为我们强烈支持某件事情，那不一定会对所有国家都起作用。”

　　2007年许多贷款国家纷纷提前偿清了IMF的贷款，当时IMF的贷款总额只有350亿美元，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甚至出现了贷款利息收入还不足以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危险。

　　亚洲金融危机10年之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降临。IMF旧病重发，当它宣布启动紧急援助程序，给乌克兰提供贷款时，距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已经一年有余，冰岛、韩国以及乌克兰和匈牙利，都已经曝出国家濒临破产的惊人消息。

　　2009年3月，IMF在一份报告中提示自身的三大失误：未能侦测到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风险和问题；政策制定者未能充分认识到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组织未能成功组织国际层面的有力合作。

　　一样的错误，招来不一样的态度。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加强国际层面的金融合作的呼声渐高，IMF成了最合适的候选机构。

　　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G20第二届金融论坛，巴西和中国都表示要出资认购IMF债券，使得IMF资金从区区2000亿一下子增加5000亿美元左右，未来还要争取达到1万亿美元。

　　2009年10月IMF和世界银行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年会，IMF总裁卡恩兴奋地说，这次年会将可能是一个崭新的IMF的起点，“将来你与孙辈们谈话时可以说，那一天你在伊斯坦布尔见证了这一时刻。”

　　卡恩说，“在应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机构发挥领导作用。20国集团(G20)正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但它仍不代表所有国家。”“IMF能扮演这个角色吗？我认为可以。”

　　在一次吹风会上，兴奋的卡恩更是说了6次“IMF回来了”。

　　金融危机甚至挽救了卡恩的职业生涯，他和女下属曝出存在“短暂的自愿肉体关系”，之前世界银行行长因为同类事件被迫辞职，但是卡恩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撇开种种复杂的政治势力角逐因素不论，媒体认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把IMF置于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各方均不愿看到这一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因总裁人事问题陷入动荡。

　　改革IMF

　　但是卡恩自己也承认，IMF要想获得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改革，顺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让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得到更多的话语权。

　　当然，随着亚洲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希望在IMF管理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对这个组织的不满和怨恨情绪也在渐渐消退。

　　多年来约定俗成的是，IMF总裁职位由欧洲人出任，而世界银行行长职位则由美国人担当。

　　IMF的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加入时认缴的份额，因此与其他一般国际组织“一国一票”的情况有所不同，IMF是“一美元一票”，份额越大，在IMF中的投票权也就越大。美国因为拥有17%份额位居首位，拥有实际上的一票否决权，日本其次。目前IMF有184个国家参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资比例为57：43。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影响力越来越大，老迈的IMF也必须要改革了。中国的投票权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3.66%，伦敦G20峰会之后注资400亿美元，投票权微升至3.72%。

　　伊斯坦布尔年会上，IMF再度重申，将加快份额改革，使之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但G20最终只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5%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原先希望的是不低于7%。

　　对IMF的改革呼声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IMF总裁一职换人时，虽然大家不否认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是一个合适人选，但是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认为，总裁人选应该考虑向来自亚洲和南美洲的候选人开放，而不是由欧洲人继续担任。

　　“IMF被欧洲人和欧洲思维操控了太长的时间，除非这一状况能在较短未来得到改变，否则IMF将无法重新获得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心的合适位置。 ”

　　此次朱民获得总裁特别助理职位，央行在新闻稿中说，“吸纳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士参与管理，是国际金融组织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需要，也是改善其治理结构的重要步骤。”

　　朱民其人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朱民是学者型官员，气质儒雅，喜欢研究思考理论问题。

　　国际视野、海外工作经历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高层人脉，都是朱民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985年，朱民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朱民曾师从保罗·沃尔克，此人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目前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

　　1991年，朱民进入世界银行工作，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历时5年。

　　1996年，朱民归国，进入中国银行工作，成功操盘了中国银行香港上市，以及2003年中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工作，也因此被逐步提升为行长助理和副行长。

　　去年“十一”朱民调任央行副行长，业界就盛传是为到IMF就职铺路，因为IMF主要与各国央行打交道，卡恩期望它能够成为“央行中的央行”。

　　在朱民之前，中国在IMF中只有执行董事，尚无担任重要职务者。据新华社报道，IMF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维韦克·阿罗拉介绍，朱民所获特别顾问职位将主要负责一般政策和内部管理事务，是一个职能较广泛的职位。他同时透露，IMF的任命多为全职工作，关于任命的具体细节将在近期公布。

　　但此任命与之前的期望颇有差距，之前普遍认为，朱民将获得3个副总裁位置中的一个。因此这一任命其实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IMF中国部前负责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则说，“朱民在推动IMF政策议程上没有直接影响力，但这取决于总裁如何让他参与到工作中来。”

　　目前，IMF的3位副总裁分别是来自美国的约翰·利普斯基，来自日本的加藤隆俊，及来自巴西的穆里洛·波图加尔。其中，约翰·利普斯基和穆里洛·波图加尔的任期将到2011年结束。

　　而即将卸任的加藤隆俊在去年末已宣布，其职位将由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筱原尚之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