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

　　我试着给民族两个定义。首先，民族指向共同的时空观念系统，春节后是元宵，过不久是清明。在深层，民族是价值观的分享，是众多灵魂的大锅饭。在日常经验，就体现为一套时间的刻度，文化、信仰、心理，乃至政治，都是这一刻度中互相映衬的K线图。同一民族的意思，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哈欠，一起欢喜，一起忧伤。常常肚子饿了不觉得，一看石英表，才知道自己饿了。就像常常不觉得自己站起来了，一看报纸，才知道自己早就站起来了。

　　信徒的意思，就是隐藏在各族人民中的另一个族类。他们拥有另一套时空观念的系统。他们倾向于以灵魂的信念来区分民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信仰的普世性，势必构成对民族主义最严重的威胁。

　　这和我的第二个定义有关。民族不是一个人类概念，而是一个亚人类概念。民族主义要求对一个亚人类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要求其成员在其他民族面前，优先忠诚于同一套地方主义的时空观念。这一亚人类概念，因此在最高层次上与人类共同体对立。

　　民族犹如善妒的情人。在《旧约》中，耶和华神向摩西宣告说，他是“忌邪的神”。而民族主义的意思，则是“忌邪的国家”。耶稣诞生之后的人类史，几可归结为“一位忌邪的上帝”与“无数忌邪的国家”的争战。人类在残酷的经验中，试图去回答、澄清、接受或拒绝一个追问，即在民族这一亚人类观念之上，是否还存在着更高的人类概念？

　　《世界人权宣言》的出现，意味着经过布满骸骨的荒原，不但有一部分“忌邪的国家”向着另一部分“忌邪的国家”投降。而且地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迫同意向着一个更高的、忌邪的、时空观念的价值体系投降。这是整部人类史的转折点，人类透过一部文献，宣判了民族主义的反人类性质。它的政治哲学涵义，是承认一系列关于人的灵魂、思想、身体的权利与尊严的正当性，先于国家也高于国家。这正是现代宪政主义的起点。

　　但当初，苏联代表团投了弃权票。他们说，“我们不承认获得一个国家公民地位的人，先在地、独立地拥有个人权利这样一种准则。”作为一个亚人类共同体，他们宁愿等到政权灭亡，也不愿在更高的价值面前破碎自己。

　　这部西班牙影片，以惊心动魄的、不公允的方式，描述了希帕提娅，这位被誉为人类第一位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人，如何被一群基督徒杀害；神庙和图书馆，又如何因此遭受重创。导演复制了亚历山大城。罗马的文化中心从公元前3世纪以来，转移到这座伟大的北非城市。5世纪初，希帕提娅在图书馆教授天文学。众弟子中有许多早期基督教领袖，最有名的，是片中成为利比亚主教的Synesius。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说：

　　在基督徒间谣言悄悄散开，他们说席昂之女是罗马提督(她的另一位基督徒学生)与西里尔主教之间握手言和的惟一绊脚石。在一个致命的日子，希帕提娅从她的两轮车中被扯出，衣物撕得稀烂，一路拖到教堂。诵经士彼得领着一群残忍的狂热分子，以徒手毫无人性地将她屠戮致死。西里尔宣称不知此事，但这一谋杀案已在他的人格与信仰上，印下无法拭除的污点。

　　这是一部少有的、谴责基督教狂热分子的影片。亚历山大城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宗教、哲学与国家纠葛之地。

　　从宗教上说，这是以色列被掳之后最大的犹太教聚居地。埃及的神、雅典的神、犹太教的神、罗马的神，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宗教”。它们与基督教的冲突，本质上是普世信仰与民族主义在人心中的争战。

　　从哲学上说，希帕提娅是罕见的女“哲人王”。雅斯贝尔斯曾说，希腊人的心灵被自己的创造迷住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帝国晚期成为缝补哲学危机的宗教，因此“奖励并吸收流行在一个衰颓时期的一切民间迷信、巫术和占星术”及一切对神灵的病态渴望。

　　事实上，希帕提娅并非现代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图书馆也不是现代概念的图书馆，而是献给缪斯女神的神庙。她的思想，既与宗教有关(试验室中的巫师)，又与政治有关(议会中的国师)。

　　柏拉图的最大缺陷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是“不了解他那无法回避的、可怕的现实中的恶”。悲伤而吊诡的是，尽管那些宣称相信基督的人邪恶地杀死了希帕提娅，但正是基督教信仰，而非柏拉图主义，了解并宣称了人的全然败坏。欧洲文明也并非像影片渲染的，遭到了基督教时代的摧毁。相反，是奥古斯丁的忏悔拯救了新柏拉图主义；是耶路撒冷的信仰，复活了雅典的灵魂；也是随后兴起的修道院，在战乱中保存了罗马和北非的文明。

　　影片中，成为提督的学生爱上希帕提娅，公开以音乐求爱。第二天，希帕提娅将自己的月经布条，回赠给他，显示自己天生的不洁。她说：“你真爱这东西吗？它一点也不美。”

　　某种意义上，导演对希帕提娅的美化和这位求爱者一样。

　　千年以后，在梵蒂冈，这位睿智而不幸的白衣女子，出现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如果任何民族抬起头来，看见的都是同一枚太阳和同一颗月亮，那么地上就只有一个人类。为这个缘故，我情愿死的是我，而不是希帕提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