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今年的两会一如既往的热闹，甚至比以往更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场，媒体每天都能找着热点，委员代表们也更加配合，总能说出让媒体期待的话语来。房价热，政协委员们的提案有很多都与此有关；收入分配人们担心，于是总听到代表与委员们针对这一点的真知灼见；再加上选举法的修改，人大要求政府预算公开，每天无数个热点总会吸引住人们的眼球。然而，纷繁复杂的热点当中，什么是本届两会最该关注的议题？将来记住本届两会又会是选择哪一个关键词？这个时候“转变”这个词就出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正是本届两会的第一主角，从之前胡锦涛在党校的讲话，到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例外都把这一点放到了第一位。那么怎么转？怎么变？会不会上面雷声大，而下面雨点小？两会之后，转变又将如何从文字和话语变成行动呢？

　　短片一：变 刻不容缓！

　　现场：CRI直播现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贯线》主播苏珊：

　　误解还是很重的。中国的经济如何增长，政治如何运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解说：

　　苏珊·奥斯曼，前BBC著名女主播，在北京刚刚工作了三个月。两会期间，打击囤地、低碳经济、政府工作报告，苏珊和同事们正把中国做出的努力和发生的改变，通过电波向外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贯线》主播苏珊：

　　如果让我给出建议，现在应该是中国人开始更透明、更坦率，告诉世界他们的想法和信念。如果猜测继续，他们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日本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在东莞，看到很多企业召不到工人，我在郑州站看到的情况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解说：

　　加藤嘉一，已经在中国学习生活了六年的80后小伙子，虽然年轻，却已经是国内很多媒体熟知的评论员。在几十个网站担任专栏作家的他，总希望可以用“非中国人”的第三视角，来观察中国每时每刻的改变、现象和问题。

　　澳大利亚ABC新闻：中国在报告中将今年的增长目标设定为8%…

　　解说：

　　北京的政治空气中，还有另一群观察者，那就是800多位报道两会的外国记者，他们在关注，中国，这个危机中的领头羊，会如何规划自己的2010？后危机时代，这个“庞然大物”会向哪里走？

　　日本NHK国际放松局长 原田诚：

　　今年是中国经济充满挑战的一年，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内需、保持发展，同时还要防止经济过热、产生泡沫，如何平衡两者关系、控制发展节奏，是一个最大的课题。

　　解说：NHK今年除了常驻北京的9名记者全线投入报道之外，还从广州站、东京本部增派了5名记者驰援，阵容空前。

　　法国《巴黎竞赛》周刊 艾乐思：

　　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岔路口，中国可以重新推动出口，继续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因为金融危机过去，世界经济形势好转了，出口会也跟着向好；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给中国发出了一个警告，让中国意识到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我觉得第二条路是更好的选择。

　　解说：艾乐思虽然是两会上的新面孔，但是他的思考并不肤浅。“充满挑战的一年”、“岔路口”，局外人在提醒我们，2010，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图片+字幕：胡锦涛两会论“转变”

　　3月4日 胡锦涛看望政协委员

　　非公有制企业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更大作为”

　　3月5日 胡锦涛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月8日 胡锦涛参加天津代表团审议

　　“要进一步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感”

　　3月10日 胡锦涛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

　　“着力在‘加快’上下功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解说：

　　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到最基层的代表，“转变”已经成为共商国是的热点话题；2010年的两会，越来越像是一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员会”；而“刻不容缓”，已经渐成共识。

　　代表：当务之急，是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

　　代表：四川灾区重建，一定要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

　　播报：郑新立委员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阵痛是值得的。

　　代表：政府要特别注意，不要让新兴产业，又成为产能过剩产业。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要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解说：

　　事实上，动员令早已发出。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五个更加注重”；春节前，中央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讲话中罕见地连用了“50个加快”；两会前，《人民日报》也刊登了署名为任仲平的深度评论--“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卢新宁：

　　我们越写越觉得“兹事体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越写越觉得，在这个历史结点上，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确实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话题，而且是一个战略性的全局性的话题。

　　解说：

　　略知中国政治氛围的人都会知晓，任仲平这三个字的政治涵义，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集体。《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是任仲平项目的负责人，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他定了这个题目，从定题到见报，这篇6000多字的任仲平文章历经两个多月的推敲。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卢新宁：

　　为什么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此刻不容缓，我们把它放到了三个坐标上，第一个是中国现代化历程这个时间坐标上，第二个是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空间坐标上，第三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观念的发展，这样一个政治坐标上，我们想从这三个维度上来认识，为什么在今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事关现代化全局的一个大问题。

　　解说：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这篇任仲平文章用这“四重四轻”来概括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在后危机时代显然难以为继。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卢新宁：

　　很多国家开始的势头很好，但在后来就出现了很多的停滞，甚至是逆转。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它们没有及时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它只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空间越来越小，代价也越来越大。而中国，我们现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实际上也走到这个关口。中国应该往哪儿去，我们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命题，其实恰恰是为了未来中国，寻找一个方向和路径。

　　主持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预计今年的GDP的增速依然为8%左右，和去年一样。这有些出乎预料，其实在年前的报告起草过程中，也有经济学家当面向总理表达不同的意见，认为今年中国经济铁定超过9%，如果还是定8%，会不会让人以后不拿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当真了？但是最后依然是8%。显然，从某种角度说，今年的8%与去年的8%非常不同，去年是怕达不到，要死保。而今年是肯定超，还可能超得不少，但还是8%。是让人把注意力从速度上转移到质量上，也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留出余地，并且因此给地方政府也减了负了。你看，我速度要求不高，但是潜台词里头这8%可意味着对你速度之外的好和变要求更高了。8%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数字，而是一个对变化饱含期待的政治决定。

　　短片二 不一样的8%

　　字幕：2009年3月5日

　　温家宝：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

　　解说：

　　8%，这是今年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对2010年提出的GDP增长目标。而这个和去年相同的数据，也立刻引发了各方的解读和热议。

　　音乐+一组报纸+一组同期

　　迟福林：

　　去年是在最困难的一年，我们提出了保8，大家都很担心。这个8到底能不能实现。/今年的这个8，大家没有这个提心吊胆了。

　　中央党校教授 韩保江：

　　我们今年的8%跟去年相比有点刹车的意思。/由过去拼速度到现在控制速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袁钢明：

　　今年我们第一个季度就能够达到10%，/因此人们就会说这个指标对我们已经是富富有余，已经超过了。那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呢？我们的目标就在于它不是在这个数字之内，而在于这个数字之外。

　　转场 字幕：2009年3月5日

　　温家宝：

　　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主要是强调好字当头，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

　　解说：

　　从快到好，从保速度到调结构，一样的8%，却是不一样的内涵和目标。2009年，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实现8.7%的经济增速，各地更是交出靓丽成绩单，除山西以外，其余省份经济增速均在8%以上，而安徽则成为“万亿俱乐部”新晋成员，也让经济总量超过万亿的省份达到14个。

　　韩保江：

　　按照我们的预测今年应该在10%左右，为什么中央确定这个8%？/就是给你留出2%的调整空间，那么要求有些地区你就不要盯着速度，你怎么样在调结构、转方式、上水平上下工夫，实际上给地方提出这样一个政策的信号。

　　袁纲明：

　　去年投资的增长率特别高，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几，整个经济情况最后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主要是靠投资大幅度增长实现的。/才对付了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紧迫的情况。那么它使得结构更加不合理了。那么现在喘过气来了，那就应该往回调吧。

　　解说：

　　在各地报上炫目的2009经济年报之时，山西则作为全国唯一“保八”失败的省份，成为今年两会媒体聚焦最多的代表团之一。“不要带血的GDP”，2009年，山西省开始了煤炭行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关停煤矿1500多座，全年GDP增速5.5%，不仅在全国排名垫底，也因此被置于“国进民退”的巨大争议之中。

　　字幕：3月6日

　　山西团团组开放日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

　　山西省去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以煤炭资源整合，企业重组为重点的产业结构问题，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去年省委省政府抓的这件事是在山西省发展改革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一页，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解说：

　　是“国进民退”还是“转型先锋”？身为山西团代表的国务委员马凯力挺山西煤改，认为“不是国进民退”，而是优进劣退”。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表示“退一步是谋求进两步”，山西转型目标是建设“低碳、绿色、新型能源基地”，建设“文化旅游强省”。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

　　如果说转变发展方式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那么对于山西这样的资源性地区来讲，确实是一次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改造。

　　袁钢明：

　　(山西)已经没有资源了，它必须改革，必须朝着我们说的附加值高的或者服务业或者要摆脱过渡依赖资源型的，因为它已经不可能依赖了，所以这是不转也得转的问题，它非转不可。你应该这么问，它这种阵痛，这种痛苦非得发生吗？那是不一定，有可能避免。现在有一些城市未雨绸缪，它早一点发现这种问题。

　　解说：

　　昔日的山西煤老板已经有人做起了旅游生意，甚至当上了鸭老板。有“断腕之勇”的山西，在未来是否真的能“以退为进”，甚至为煤炭工业转型探索一条新路？正当山西经历艰难转身之时，内蒙古则一路高歌猛进，2009年煤炭产量突破6亿吨，借势取代山西成为“煤炭第一大省”，GDP增速则高达16.9%，连续第八年位列全国第一。同样是煤炭资源大省，山西和内蒙在去年的“新老交替”和迥异命运，也让这两个省份开始不断被相提并论。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主任 梁铁成(电话采访)：

　　我们不好妄加评论山西的老路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但是我们觉得它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从下一步情况来看，我们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规划，有序地发展煤炭经济，同时，也要考虑避免我们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也就是说避免一煤独大这样的一个格局。使我们的产业尽可能地多元化。/更重要的一方面，一定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我们提出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先前的一时一事的发展。

　　韩保江：

　　内蒙这种后发展，那么它引进去的这些企业，像神华，像一些大型企业，它某种程度上又避免了山西这种过去以小散起家的产业开发的基础。

　　另外它的有些个以煤为主的城市里面它的循环经济都是很好的。你像鄂尔多斯，虽然它是以煤兴起的，/你到鄂尔多斯去你看不到好像傻、大、黑、粗这个样子，反而是一种很生态，很绿色，很和谐，并且发展很快的这样一个城市。这也可能是他们站在巨人肩上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要比较两个地区，我觉得还是有些差异的。

　　解说：

　　新晋的“煤业老大”内蒙古，在面对一些“重走山西老路”的质疑时，表示并非一味追求速度，打造“风电三峡”才是他们的梦想。而去年GDP增速达16.9%的内蒙古，也有意把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定在了“13%以上”。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主任 梁铁成(电话采访)：

　　我们今年把GDP增速做适当的调减，主要的考虑是还是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留出空间来，/ 同时也能腾出一些力量，在加大民生方面、社会方面的问题解决力度上，有所突破。

　　我们心里很清楚，尽管这些年来自治区经济总量，也就是说GDP增速保持一个高位的增长，但是与其相对应的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速却明显低于经济增速，呈现着强烈的反差，我认为这从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不相容的。

　　袁钢明：

　　在发展低阶段的时候，很多地方它没有办法，它只有先是勒紧裤带，把钱都投到生产建设上去，我们现在是先生产后生活，但是你不能长期这样，等到你的生产达到一定基础之后，你仍然还在轻生活重生产的话，那就会造成整个结构的失调，而且整个经济，含金量就下降了，就变成了整个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变成钢筋水泥，或者外部的钢筋水泥，体现不出我们家庭的生活改善了，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这个就够就会慢慢慢慢朝着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方向提高。

　　解说：

　　GDP增速排名第一的内蒙，从今年开始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些榜单带来的尴尬。《中国经济周刊》本周就拿出了一份名为“GDP含金量”的排行榜，在这份以居民收入为依托的榜单中，内蒙古因为人均收入偏低排名靠后。而几乎所有的省份都被重新排序，比如GDP增速排名第28位的海南在这份榜单中位列第三。“GDP含金量”也正在成为今年两会期间最炙手可热的词汇之一。

　　袁纲明：

　　GDP的含金量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学术界也有争论，有的人认为可能技术进步或者高科技部门占的比重高，或者自主创新部门占的比重高，它就是含金量高，或者是节能减排或者环境保护、绿色GDP等等。但是我个人认为GDP含金量高表明咱们国家居民收入占的比重比较高，或者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比较高，或者它增长的效益最终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实惠增长上，就说明它的含金量比较高。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发达过程中，有时候他们增长速度很低，只有3%或者4%、5%，但是他们的居民收入增长很快，或者居民福利得到很快的改善。

　　解说：

　　虽然“GDP含金量”的定义仍有争论，但与内蒙古一样，今年各地都不约而同调低了GDP增长目标，而在各地GDP增长目标年年加码的往年，这是从未出现过的。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邵志清：

　　我们在今年制定我们经济发展指标，/后来我们定为8%以上，应该说这个指标是我们上海自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这个指标的设定是最低的。这个设定体现了我们目前不再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把这个增长，更加重视效益、结构、优化上面。

　　2009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淘汰了七百多项的落后产能，减少产值将近三百亿，今年我们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一手抓调整一手抓落后产能的淘汰。

　　解说：

　　从去年开始，上海似乎在有意淡化GDP，2009年就因为淘汰落后产能，减少工业产值近300亿，而今年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还将继续进行，并大力推进新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原本以出口加工为主的浙江，则在去年首次实现“三二一”产业排序取代传统的“一二三”。

　　韩保江：

　　如果第三产业在整个GDP当中占的比重多一个百分点，/那么带来的就业机会可能是五倍到六倍这样的一个数据。/应该说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应该说是现在就业的大头或者说就业的龙头。从世界各国来看，第三产业就业都在，世界平均水平在60%以上，发达国家都在70%到80%。/我们第三产业的就业率，我们大概是33%左右。

　　解说：

　　远见和共识，如何真正从中央落实到地方？而地方摆脱追逐GDP的惯性，似乎也不能只靠自身之力。刚刚在国务院获批的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从申请到挂牌仅用了187天时间。这样的闪电获批，让重庆成为继上海、天津、苏州后第四个同时拥有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的城市，并已经吸引了惠普、富士康等IT跨国巨头的入驻，这对以传统重工业为支柱的重庆经济的未来转型将产生深远影响。

　　韩保江：

　　就像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讲，我这个腾笼换鸟我怎么才能换出去？是我把这个鸟笼外头放一块利益，放一把米，我把你吸引出去，不是说我让你出去我就不管了。

　　觉得还是要通过利益的平衡，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去引导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地方政府，去转变它发展的思路，去转变它的发展方式。

　　主持人：

　　有人说，今年这么高调地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不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呢？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但是实质上，早在14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提出了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这以后几乎年年提、年年强调。而前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强化了我们自身这种增长方式的危机，一夜之间，长期依赖的进出口遭重创，国家大手笔投资来拉动经济，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转变靠出口，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和企业创新就成了必须追求的目标，然而这毕竟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传统增长模式的惯性依然强大，中央政府即使喊破了嗓子，你也不能亲自上阵吧，转变也因此格外显得艰难。

　　短片三 “转型先锋”们的现实困局

　　(3月6日 广东代表团分组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同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省委书记汪洋 汪洋

　　今年尤其要注意，在经济这个回暖向好的过程中传统发展模式的复归。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突，逼着他觉得不转不行，但是今年又好了，单子又有了，然后大家又把那一套全拾起来了。

　　解说：传统的发展模式会不会又重新抬头？！就在“怎么才能加快转变”成为当下两会代表委员们热烈讨论的焦点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却在冷静地给大家敲着警钟。他说，现在一讲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到处都是经验。我们千万不能理解为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势头非常好，没那回事！

　　(2009年3月12日 采访素材)

　　东莞市委书记

　　刘志庚

　　一些企业本来政府想让它关门，现在呢，这个市场的作用使它关门掉了。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

　　解说：刚好就在一年前的这周，面对我们的采访，广东东莞的市委书记刘志庚把2008年底的那场金融海啸

　　乐观地看做是一次东莞加速转型的绝好机会。因为对于这个靠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刘志庚早在几年前就预感到了潜伏的危机。

　　(2009年3月12日 采访素材)

　　东莞市委书记

　　刘志庚

　　过去东莞的发展主要靠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才获取高速的发展。/经济转型的核心就是把过去的资源主导向创新主导转变。

　　解说：从“一连‘6个十亿’的帮扶企业发展政策”到“提速建设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区”，一年前的刘志庚对于这一轮经济转型的势头和速度信心十足。然而，就在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在东莞这个已经被称作是“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的典型城市，迄今为止，在当地大大小小一万多家加工贸易企业中，只有220多家实现了转型，更多的企业仍然处于观望的状态。而在不少媒体看来，就在几个星期前，刚刚在珠三角地区再度爆发的大规模“用工荒”似乎也在暗示着当地大量企业对于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复苏。仅是富士康公司的深圳厂区，这次就要招募5万名农民工。显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中地，广东的转变之路走得并不轻松。而此时，地处长三角的温州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

　　2008年末当时温州已经有至少20%以上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态。那么在2009年初这个转型升级当时大家认为都很有必要，就觉得必须要转型，你没有转型就没有出路。当2009年下半年，这些中小企业订单又开始增加，出现了企稳向好的状况。那么有的人对转型的期望就减弱了，传统这种模式，比如说量的扩张，这种模式他觉得还是可以再走一走。

　　解说：本周，来自江苏纺织行业的人大代表钱月宝对于“转变之难”深有感触：当她的企业转型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时，却招不到技术工人、也贷不到款，而企业内部还有不少人认为创新成本高、风险大，还不如专心搞老本行。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

　　谁都想去生产更高层次的产品，但是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大部分的企业都很难做到。实际上现在中小企业连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资本、流动资本你想都很难取得贷款，(修一下！)怎么支撑它去转型？中小企业也更缺乏人才，现在它订单增加了，连正常的员工都出现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所谓的用工荒，更不可能它现在去引进一些技术人才去实施转型。

　　解说：而来自新疆钢铁行业的人大代表赵峡则这样总结西部地区的转型困境：第一，西部的发展正处于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优势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的阶段，难以兼顾经济发展质量；而东部地区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这都增加了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难度；此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真金白银”地投入来购买设备和升级的技术，而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资金问题正是最大的瓶颈之一。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韩保江 教授

　　大家不愿意转的应该说越来越少的，/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为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呢？/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养着很多的人，由于养了人，社会才有稳定，才有一个普遍收入的提高。现在你转成全是这种很高水平的这种高科技的新兴产业了，那么很显然，我觉得所谓新兴的都应该说是以知识、资金密集型的，很自然它就出来一个，你放弃了旧的产业，然后你实现了新的产业，但是这些人向何处去？你让这些人搞新兴的他的能力何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有一个，由于我们的工业化发展才三十年，你要想在一时间，在短时间内完成西方那样一种上百年完成的转型的任务，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力不能及的问题，我觉得有它的客观性。

　　解说：本周，美国华盛顿智库机构的权威中国问题专家鲍泰利也发表观点称，中国提出的转型方向完全正确，但是，转型的过程将长期而艰巨，而中国十分独特的国情也使这种转型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他认为目前阻碍中国转型的因素，一是目前仍然普遍存在的出口激励措施，虽然比5年前有所减少，但还是过于强劲；二是中国人对投资的热情要大过消费。

　　解说：为什么一个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就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现在还是效果不彰？为什么在一轮损失惨重的金融风暴之后，我们马上又看到了传统发展模式抬头的迹象？或许每个省份、每个专家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而汪洋的总结或许正点出了问题背后的关键：“首先，难在大家不愿意转。原有的发展模式已形成利益格局，利益链上的人是不愿意动的；其次，愿意转也不一定能转，是否具备新经济的知识，有没有能力，懂不懂程序，都是问题所在。而更关键的难点在于，在很多因素制约之下，想转也转不过来。这些因素包括：目前对资源、能源、环境的消耗，基本是无代价的或低代价的；以生产环节征税为主的财政税收体制，推着大家拼命去招商引资；还有干部评价标准，如果还是以经济总量作为衡量成绩的主要标准，那大家就看重总量。贯彻科学发展观出成绩，比按经济总量出成绩要晚。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韩保江 教授

　　我们现在想转，我们也有能力转，但是现在由于体制机制不合理，造成我不愿意转。体制机制什么机制？第一无非是利益机制。就是我转了好处何在？特别是对我一个地方政府来讲，我这个任期就三年五年，而转换又是长期的过程。我现在转了投入了大量的投入，使我财政收入减少，/我想着下届政府的事干什么？/说到底，我们中国的经济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地方的发展锦标赛，由于我们的升迁，由于我们的干部评价都是以发展锦标赛，这样一个金牌决定论，我根本看不到这个金牌后边的银牌，看不到后边的教练员、裁判员，我只关心谁跑在前头。

　　解说：在过去的一年，跑在最前头的是靠着资源一路高歌猛进的内蒙古，而在同一张榜单上，被远远甩在最后的却是昔日的“煤老大”山西，为了转变，他们一度甚至付出了负增长的巨大代价。如此惊人的落差，或许这就是“转变”之下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2010年的两会，“转变”是否能够真的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而“转变之道”又是否真的已经逐渐清晰？无论如何，这场“转变之战”都将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

　　主持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究竟是国家的事，还是咱们自己的事？从国家高调的呼吁，再看普通百姓的不太关注，似乎是国家的事。跟咱的关系不太大，但是实际上这事可跟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大了去了。以过去的增长模式来看，投资和出口拉动，那你政府跟国家收获大头，个人收入迟迟上不去，百姓没钱，内需更拉不动，恶性循环。而如果经济发展方式真能转变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队伍会加快增加，劳动跟知识都将获取更大的回报。每个人的回报大了，兜里就会鼓，才会去消费，于是国家个人都会得利。

　　短片四：变，不该只是个口号

　　解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听上去宏大的政策背后，是每个普通人生活境遇的改变。这两周，两会的庙堂之上，乃至会场之外，所有关心中国的有见识的人，都在思考着如何转变的问题，也都在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全国政协委员 李稻葵：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应该大规模、系统化地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我经常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充其量是一个工资税。挣工资的人靠工资过日子的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适当地加以保护，应该特别地需要扶持的一个群体。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我炒股，我如果是搞资本所得，反而不收税，劳动工资反而收税，这是和个人所得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球财经》杂志出品人 宋鸿兵：首先我们在原则上就要搞明白，凡是资产性收益的、财产性收入应该被课以重税，凡是劳动所得，凡是上班所挣来的钱，应该是轻税赋甚至是完全免税，因为你要鼓励什么，你要鼓励劳动，鼓励劳动的结果就是一定要产业政策要倾斜，税收上要倾斜，要给他轻税赋，要不然谁给他劳动创造财富。像现在很多在南方的珠三角、长三角的人，他拿到钱之后，这些实业家他不愿意再投资实业了，不再愿意创造就业，创造真正的财富，愿意去投房地产，愿意去投股票，为什么？那个来钱快。如果做实业的人都不这么去做，哪里来的就业，哪里来的产品？哪里来的最终财富。一个国家大家都去炒股票都去投资房地产，这个国家就能变富有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解说：改革个税体制，在那些殷切注视着这个国家的人看来，只是一场庞大变革中的一朵浪花。而这场变革的主题词，就是公平和民生。过去的30年，在讲求效率的市场原则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在更需要公平的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却有太多欠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消费社会，或者中国所说的内需社会呢？就是因为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小孩上学要花很多钱，你自己看病要花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流行的就是房奴、孩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叫他怎么样去消费。好多人说中国人保守，不想消费，我想没有人不想消费，他们是不敢消费。

　　解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在今年两会之前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犀利而透彻地指出中国当下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过分看重GDP数字的发展思路，他把这叫做GDP主义。虽然GDP主义曾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时至今日，国家已经必须把着力点放到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政策的改革上，这既是消减社会矛盾的需要，更是为下一步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郑永年：我是担心，如果你不改革的话，中国社会会激进化，社会激进的改革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渐进的变革才叫真正的变革，激进的变革等于没有变革，因为重新走了一遍。重新走一遍，对当权者没好处，对富人没好处，对既得利益没好处，对社会也没好处，大家互相是双输的一个局面。

　　解说：早在今年两会前，中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就密集出台：1月1日起《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开始实行；2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2月26日，发改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拟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采取的四大措施；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一切都令人感觉到，中央政府进行全面改革的意愿已经非常强烈。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迟福林：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选择的关键时期，或者叫历史的节点上。就是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你政府继续搞投资主导的话，会形成大量的产能过剩。这个整个社会没有能力来消化这些事情，你不解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那么我们的经济是做不下去了。

　　解说：今年两会上，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带来一本他的新书

　　——《第二次改革》，他将未来30年，视作中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30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应当拿出1978年那场变革的勇气，开始第二次改革。而这第二次改革的核心，在他看来，是政府转型，因为无论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是加强社会公共服务，关键都在于政府的作为。

　　迟福林：现在对政府的一个要求就是你财政支出结构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调整。怎么样才能够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大家现在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财政预算、决算要公开，只有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了，才会形成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比如现在有的委员就提出来，这个“三公”的问题，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到底一年支出多少，预算是多少，实际执行情况是多少？如果这些事情真能公开了，才能做到像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讲的，创造条件叫人民监督政府。如果信息都不真实，人民怎么监督政府呢？

　　解说：被呼吁已久的政府预算公开，在本届两会上有了突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10号向媒体表示，今年将强力推进预算公开，经过人大批准的政府预算案，都要公开，包括国务院各部门的预算。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9号也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今年全国人大将依法用询问、质询的方式监督政府。

　　迟福林：如果政府转型这件事情，我们能做得好一点，那么我们现在说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或者是还再出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矛盾、社会风险会大量地增加。有可能会形成，或者我们说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形成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历史性的一个倒退。

　　解说：如何定义眼下发生的这些改变，无论是一次改革，还是一场变革，抑或是另一批学者眼中的一种模式上的提升，各种概念的提出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勇敢变革，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现在还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主持人：

　　明天自然是今年两会的又一个重头戏，不仅是人大闭幕，还在于之后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不过，跟往年相比，有一些问题我们已经基本知道总理会怎么说，是什么态度，因为此前两个多月时间里头，总理已经两次通过网络跟公众沟通，等于开过了两次记者招待会。相信明天我们也在期待着新的问题的提出，以及总理新的回答。这其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许会再度出现。我们不妨一起等待，看看有哪些对应的方法跟措施。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