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湾》：“偏颇”的价值

　　受众诚然需要通过不同事实侧面得到一个相对接近真实的结论，但这些未必要在同一部作品中全部呈现。只要整个环境允许各种声音出来，在大的范围内由不同观点构成整体的平衡，就足够了

　　文 | 灵子

　　纪录片《海豚湾》拿下本届奥斯卡纪录长片大奖之后，引发了影片内容和操作手法两方面的争议：究竟应不应该捕杀海豚；纪录片能否如此“偏颇”。

　　片子展现了日本小渔村太地町每年捕杀上万只海豚的行为，摄制组通过影片讲述了他们拍摄过程中付出的种种艰辛，并从物种、经济发展、健康理念、传统文化等角度得出不应捕杀海豚的结论。

　　该不该捕杀海豚，涉及动物福利、物种平等、环保主义等今日西方世界的流行观念，有观众质疑，如果日本人不应捕杀海豚，那是否韩国人也应该拒绝狗肉，美国人也应该拒绝牛肉？如果海豚因其“智慧”和受人喜爱就该得到保护，这对其他物种是否一种不公平？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是不是要极端到倡导全球食素？

　　更有甚者，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已经上升到民族主义高度。据说此片获奖后，即有日本人抗议美国侮辱其民族传统。几乎所有话题一旦贴上“民族传统”的标签就会变得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并不代表他人就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有人搬用纪录片应该客观真实再现事情原委的理念，指责《海豚湾》摄制组只选取有利于自己的素材。比如影片里多数的日本官员、科学家、渔民都是串通一气的“愚蠢嘴脸”，仿佛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有片刻的理性。再比如对路人的随机采访，谁知道是经过多少“失败尝试”才有了现在这样最有利于影片主旨的表达？

　　这些批评其实大可商榷。对艺术作品而言，表现所谓“绝对的客观真实”本身是不可能的，再怎么搞“观点平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都必然是主创意图。大到整个片子的逻辑脉络，小到每一个机位的摆设，哪有一样不带有创作者的预设呢？

　　无论是纪录片、纪实摄影作品还是新闻报道，以纯粹的客观、旁观、置身事外来作要求，都未免太苛求了，事实上也不可能。受众诚然需要通过不同事实侧面得到一个相对接近真实的结论，但这些未必要在同一部作品中全部呈现。只要整个环境允许各种声音出来，在大的范围内由不同观点构成整体的平衡，就足够了，最终接受哪种观点全在受众个人。

　　从操作技术层面来讲，《海豚湾》获奖是当之无愧的，它的杰出恰恰在于它的“偏颇”。以组织精心、穿插合理的素材形成快节奏的脉络，运用大量蒙太奇技法，而不是像传统纪录片那样为显示其真实性，老老实实按照事态发展的时间顺序“有闻必录”，一个机位摆在那里死活不动––––这样出来的结果似乎确实是“客观纪录”，但持其他论调立场者也完全可以效仿这种手法，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就像此片在日本的发行方宣称的：“我们发行《海豚湾》并不表示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希望把电影放给日本观众看，让他们自己分辨是非。如今争论已经存在，而这部电影的重要性也是确定无疑的，获得奥斯卡更说明了这一点。发行影片为这场争论提供了一个平台。”

　　《海豚湾》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创作者们需要学习、懂得怎么讲故事。我们的纪录片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有着缺陷：某些话题即便已经占领“道德制高点”，即便当事人已经做出更积极有效的参与，但创作者们却往往相信仅凭其内容本身足以打动观众，一任影像以粗粝的原始形态呈现。事实上，看似锦上添花的艺术表现过程往往是作品能否发挥最大传播影响功能的关键。

　　当然，对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来说，有一个可以动辄拿来作为“免责盾牌”的制度障碍。很多纪录片创作者出于良知驱动，关注的多是难以进入主流渠道的话题––––其实无论你关注的是贫困、疾病、流浪者还是动物捕杀，但凡涉及人类社会困境的内容，都难免在作深层探讨时踏入敏感地带，导致无法大规模传播。从这种意义上讲，重视故事的讲述手法，在可能的制度尺度下尽可能地藉由艺术的叙事增加作品的可传播性，更成为我们必须学习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