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丁曦林

　　有个数据——2月15日，日本内阁府发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日本的名义GDP为50,849亿美元，略高于中国的49,09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中国GDP总量已相当于日本GDP的96%，有望冲向“世界第二”——这，在全国“两会”前后备受关注且引发热议。

　　一方面，人们为国家经济“蛋糕”不断做大感到欣喜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这“蛋糕”分配中的严重不公深感忧虑，甚至忿忿不平。在新华网举行的“今年两会，你最关心的话题”民意调查中，“收入分配”首次超过“反腐败”等热点问题位列榜首；连日来，会内会外对“财富分配”的关注也超过了对财富本身的关注。

　　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从制度和政体上来保障公民的民生利益。中央也一直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但毋庸讳言，制度的优越性往往会被政治文明建设的滞后以及法制体系不完善所“空置”或“虚化”，由此使得分配不公、司法不公、农民工遭遇歧视、官员腐败等无法遏止。当今中国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一直偏低，从九三学社中央援引的一组数字看，这种偏低水准无论横向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纵向与我们国家的90年代相比，均属“问题严重”。尤其，如此“藏富于国”的趋势近几年不仅在加剧，而且与此相对应，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收入居高不下与多数老百姓的收入迟缓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以致民众有关“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如何制止贫富两极分化”等质疑声绵延不绝。

　　3月5日，许多人关注到，温家宝总理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他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着力于三大措施：一是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三要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3月14日，温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再一次鲜明地指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都不可偏废。说到社会公平正义，温家宝不仅指出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还动情地说道：“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并表示在自己在任的最后几年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

　　我将温总理在两会上直抒胸臆理解为这一届政府对呼声日益强烈的有关收入分配矛盾的积极回应。温总理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视作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任务，在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也表示“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这其实是对政府长期积弊和以往工作现实的“纠偏”，也清晰地表明，经济增长于我们党、我们政府而言，是目标却不是目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的增强。而通过今次两会，“民富论”不仅得以充分表达，也初步成为不少代表委员们的共识，这是一大思想进步。当下既要抓住历史机遇继续注重经济发展，更要下定决心尽快为合理分配社会财富“蛋糕”制定短期以及远期的明确目标，这不仅是我们党将“以民为本”治国理政理念落到实处的具体要求，更是考量政府良知的重要途径。

　　两会已经落幕，民众期待有关“收入分配”等诸多问题的破解不仅在会上收获一批建言献策，更要在会后不会“随风而逝”。包括总理在内的许多代表和委员在两会上的殷殷之情，已让我们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会牵涉或受制于许多部门，许多环节。人们首先期望政府能以科学发展观克制眼下名目繁多的“政绩观冲动”。这并非反对政府追求政绩，而是反对单纯为追求政绩所发生的各种铺张和浪费，希望将不必要的行政性支出和不必要的国家投资大大压缩，以此促进“民富”建设。

　　当然，实现财富分配的合理公正不会一蹴而就，而且势必在涉及特殊阶层或特殊集团的利益方面障碍重重，这些都需要人民政府恪守良知，痛下决心，拿出政治勇气，发挥改革智慧。如果依旧“说归说，做归做”，行政方向和利益取舍无法摆脱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左右，那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很可能葬送在“财富分配”这道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