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的揣测，众多的传说，哪一个更接近事情的真相？滇越铁路上因修路死亡的中国劳工，法国铁路公司记载为1.2万人，有资料称6万人，民间流传版本的数字则为10万人以上。

　　从河口到腊哈地，老河口人黄日雄认为，仅这一地段的死亡人数就达7万。而一份资料中称，该段开工第一年就有5000多人丧身。“万人坑”、“死的人像蚂蚁一样多”……种种数据和传说扑朔迷离。或许，正是因为它是传说，正是因为它的不可考证，促使我们继续走下去。

　　

　　在退出历史舞台的铁路上，继续寻找消失在历史里的劳工

　　“要到黄草地，先把老婆嫁”

　　一百多年前，河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要到黄草地，先把老婆嫁。”滇越铁路研究专家孙官生说，从当时的河口黄草地出去后，完全是瘴疠之地，而且正是修铁路的地段，只要走进黄草地，你基本上就再无生还的可能了。

　　据史料记载，滇越铁路经过的红河、南溪谷地，自古便是有名的瘴疠区，恶性传染病发病率高达80%，发病死亡率高达90%。民谚说：“江外河底，干柴白米，有命来吃，无命来抵。”当地人相传，当年在此筑路的工人到1910年铁路修好时已经所剩无几，大多因为感染瘴疠，被工头连工棚一起烧掉或扔进附近的南溪河。

　　河口站的下一个站是山腰车站，区间为6公里。我们一行三人，沿着南溪河岸往山腰车站寻访。铁路沿着南溪河蜿蜒而下，河岸边拥挤着青翠高大的亚热带植物。据铁路沿线的居民称，为这条铁路付出生命代价的中国劳工，曾有上千人的尸体葬身南溪河，随水流走。

　　沿着河岸，我们找不到一块墓碑。在河口县志里，也全无踪迹。

　　

　　腊哈地破旧的法式建筑

　　离河口车站约1公里处，有一个山村。村里的老人说，村民们是1960年左右从外地搬来的。他们对这条铁路的了解仅为“是法国人修建的，中国民工死了很多在河里。”

　　此后约4公里的铁路沿线再无村庄。钢轨生了黑褐色铁锈，黑色的木枕已经腐朽，铁轨旁偶尔能看见一些说不上名字的钢制器物。

　　时至中午，阳光刺眼，这里的气温已经超过35摄氏度，而90年前，筑路工们正是顶着如此烈日，在没有路的地方，用肩膀扛出了这条钢铁长龙。如今100年过去了，仅6公里的铁路我们走了近4个小时。

　　山腰车站的“万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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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腰车站的“万人坑”

　　

　　这块玉米地就是“万人坑”

　　距山腰车站700米的道口处，有一条七八米宽的公路横穿铁道，交叉口有一间车站设立的值班室，两名中年男子正在聊天。一名叫吴自云的中年男子介绍，他是公路尽头村子里的村民。吴自云说，他父亲是1960年从湖南搬到这里的，他在这里出生。

　　据吴自云回忆，上小学时，学校每周都有忆苦思甜课，“老师说，这条公路与铁路的交叉口旁，原来是个山坳，以前来这里修铁路的工人，得了病后被法国人踢进山坳里，有的还活着就被踢下去了，死了很多人。”他记得，那个地方被老师们称作“万人坑”。

　　跟随吴自云，我们找到了他所说的“万人坑”，这里如今已是一片刚种上玉米的庄稼地。这个曾经的大坑，已经和旁边的公路一样高，两边有两个山头，上面整齐地种有橡胶树。“橡胶树是后来种的，我记得上学时，这是一个有三四米深、一百多米长、四十余米宽的大坑。”

　　山腰车站的道口工杨师傅，在这里守道口已经五年了。刚来这里守道口时，他就从当地百姓的口中知道了道口对面的“万人坑”，“说实话，晚上还是害怕的，不敢睡觉，现在习惯了，也就觉得没什么。”对于是否真有万名死难者，吴自云和杨师傅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想寻找一些传说以外的佐证。但在河口县志上，对此处的介绍也是空白。

　　“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

　　

　　

　　“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

　　

　　山腰车站站牌

　　3月7日，我们继续从山腰站往南溪站徒步寻访。据当地镇政府介绍，南溪小镇于1985年才建镇，镇政府年轻的工作人员深信不疑地认为，这个镇是因铁路而建起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南溪河谷海拔最低的一个小站——腊哈地车站。从南溪站到腊哈地车站区间约为40多公里，据南溪车站的王站长介绍，沿途几乎没有人居住。3月7日16时40分许，从河口开来的货车驶入南溪站，车开了，几乎每隔10米便有一个弯道，3米多宽的机身行驶在1米宽的轨道上，机身左右摇摆，车上的人仿佛坐船一样，难怪有人说“船形的火车，蛇形的轨道”。不一会儿，火车开始爬坡，轨道铺在山腰，窗外尽是凸起的巨石，看上去摇摇欲坠。司机告诉我们，每当下大雨时，这些路段经常会发生泥石流。之后火车经过了一个不知名的隧道，洞顶和两边的石壁棱角锋利，好似野兽的獠牙。司机介绍，这隧道是90年前筑路工拿锤子一下一下凿出来的，由于没有任何防护，司机也不知道那些石头会不会突然落下来，难怪有“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一说。

　　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腊哈地车站。

　　扳道工李师傅在腊哈地车站工作了半辈子。他说，自己1972年来到腊哈地工作时，车务段的领导干部就来给职工讲滇越铁路的历史。“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那位干部说，这条路解放前是法国统治，但路是中国人修的。修路的工人哪个不听话，就会被法国人用铁笼子关起来，并把他们的辫子拴在一起。”

　　“死的人像蚂蚁一样多”

　　

　　白河乡铁路旁的集市

　　离腊哈地车站3公里处，有一个白河乡。第二天，正是这里赶集的日子，米轨铁路边，村民把鸡、野菜、香蕉等东西摆在地上叫卖。

　　一名卖香蕉的彝族妇女说：“我爸给洋人修过路，当时铺这个钢轨的时候，左手几根手指被搞断了。”她听早已故去的父亲说过，修这条路死的人太多了，“就像蚂蚁一样。”

　　刘正国今年67岁，老家是屏边县白河乡人，与他同村的一位老大爷，当年在腊哈地地段做过挖土工。“那个老大爷说，那些法国人动不动就拿鞭子抽打工人。”当然，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刘正国还是个孩子。

　　作为小孩的刘国正，听过许多关于滇越铁路的故事：当时腊哈地附近有许多人家，一个工地上的法国人看上了一位漂亮姑娘，但女方父母不愿将女儿嫁给法国人，又不敢贸然拒绝，于是提出要500大洋，女方父母希望法国人知难而退。提出要求后，这个法国人在工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几天之后，法国人再次来到女方家里，带来一张写有500大洋的支票。女方父母没办法，只得应允。第二天一早，这个美丽的姑娘便被法国人带走了，从此再没出现。令女方父母没想到的是，当他们拿着这张支票去钱庄换钱时才知道，法国人给他们的这张支票是假的，此时，他们的女儿已经不知身在何处。

　　在腊哈地一带的寻访中，我们得到线索，当年铁路通车后，蒙自附近的碧色寨车站极度繁华，不少筑路工人及其后人在那里生活。寻访仍将继续。

　　使用了百年的手推“大转盘”

　　

　　

　　使用了百年的手推“大转盘”

　　

　　手推大转盘

　　3月7日入夜，一辆货车从河口到达腊哈地。火车到站停稳后，机车头与货车分离，独自向前方开去，沿着另外一条轨道又倒了回来。我们一路跟去，在车站后的一根轨道尽头，是一个约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圆形大坑，机头退回来所行驶的轨道恰好铺到圆坑外。圆坑深约1米，圆坑中心有一段宽约1.5米的钢板，高度与坑外地面平行，钢板上铺设着轨道，长度正好为圆坑的直径。

　　这就是“大转盘”，它是为机车掉头而设计的。

　　对于这个转盘，杨站长颇为自豪，“这是铁路沿线保存最完好、仍在使用的转盘，是法国人制造的。”开远机务段相关资料表明，目前，这个大转盘是法国人1906年建造的，百多年来一直未曾对其进行过修理，因为其关键部位的“滑块”是由特殊材料所造，已有所磨损，铁路部门曾试图对它进行更换，但都找不到可以更换的材质。

　　在滇越铁路上，除了腊哈地车站外，芷村站、碧色寨站、宜良站也有大转盘，但是都不是法国制造，仅剩腊哈地车站这个转盘，已有100年历史，至今仍在使用。

　　本报记者 邓建华 陈邦艾/文 金林/图

　　■读者讲述

　　滇越铁路“七孔坡事故”

　　看到本报记者兵分三路徒步行走滇越铁路的报道，与滇越铁路有着深厚感情的八旬老人王涤心十分激动。家乡在盘溪县的他，从小就与滇越铁路有着不解之缘，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关于滇越铁路的记忆，老人还曾经用一年半的时间写成了《记忆中的滇越铁路》。老人感慨万千，他说他对这条铁路有酸楚，也有无尽的思念。

　　“父辈曾是铁路辅助工”

　　今年82岁高龄的王涤心，是华宁县盘溪人。滇越铁路通车后，沿南盘江东岸由南向北贯穿而过，中间设了一个中等车站。王涤心的家就住在大寨村，地处车站南端，距离车站只有200米远。

　　从那时候开始，王涤心就听惯了火车那很有节奏的“喘息”，每天16点左右，火车准时经过这里，他总是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跑到铁路边，看火车呼啸而过。

　　听父辈说，当初法国人的铁路公司来修这条“洋路”（当事村里的称呼），站址选在大寨村西侧一大片旱地上，木桩都打好了，但全村人都反对。王涤心说：“父辈们提起过，那时村民都说是破了村子的地脉，于是把木桩拔了。”如此反复几次后，法国人只好把车站地址往北移，那里是一个大水塘，法国人让工人运来石块填平了水塘才修成了现在的车站。当时施工的人很多，附近大寨、小寨的农民都将蔬菜、水果、家禽等农产品挑到车站南边出售，那一片形成了集市，还被叫做“洋街”。

　　当时王涤心的父亲还被政府拉去当过辅助工，那年王涤心的父亲只有10多岁，“应政府要求，父亲跟着我祖父一起去了距离铁路工地10多公里的山脚，参加敲道渣。”先将石头凿碎，这些凿下来的石头都要经过两道铁丝滤网，第一道漏下去的石头太小了，没漏下去的石头太大了，而这些石头需要再敲一遍，直到敲到直径三至五公分大小才合格。合格的碎石都要堆放在一个方形的木制深斗里，装满一深斗，就代表着有一立方米的碎石作为道渣。“祖父和父亲每天都要去工地上，两个人苦干一天也只有六角的工钱，那个时候，6角钱算是最高工钱了。”

　　1944年的“七孔坡事故”

　　

　　王涤心 本报记者 张永强 摄

　　1948年，王涤心20岁，刚刚初中毕业的他成为了滇越铁路员工队伍中的一员，直到1950年，他都供职于昆明铁路局开远工务段盘溪支段，职责是管理轨道所需器物的领发。

　　谈起1944年滇越铁路“七孔坡事故”，王涤心老人无比痛心，他的侄儿就是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的。

　　当年5月9日，他在盘溪中学第四班上学，那一天下午4点多，他听到村民议论“火车脱轨翻下菁沟里去了”，便跑到车站探个究竟，这才得知火车真的出事了，自己的侄儿王鸿楷从昆明办完事回昆明，乘坐的正是这趟列车。

　　王涤急了，他还得知自己曾在大寨的小学同学马荣清也在列车上。马荣清是盘溪铁路警察，他从昆明出差回来。根据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1944年5月9日9时30分，昆明开往开远的第21次旅客列车，行至七孔坡路段时，因路滑、列车超速，导致列车在拐弯的时候倾覆，车上185名旅客死亡，56人重伤、48人轻伤。幸运的是，马荣清是其中的一名幸存者，他被送往昆明的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但左腿短了两三公分。

　　据马荣清讲述，那趟车出了水塘不远就是傍山的下坡路段，往常列车会减速缓行，但那天车速却很快，车里的人都感到了惊恐，每个人都祈祷别出事。可就在那时，车上的人一下翻了个大跟头，人和行李一齐被抖在地上，而马荣清的身上被东西压住了，左大腿钻心地疼，然后就昏迷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那趟车上还运有装着新钞票的箱子，出事后，很多人趁火打劫拔走伤员手上的戒指。王涤心说：“还有人趁乱忙着去捡散落在地上的新钞票，有五十万元面值和一百万元面值的新法币。”

　　本报记者 吴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