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太阳炙烤着尘土飞扬的山间公路，一辆大货车疾驰而过，为给轮胎降温撒的水在地上留下两道痕迹，立刻引来一群麻雀吸饮起来，可水痕转眼就消失了。西南五省区大旱，5000万人受灾，就连山间的麻雀都找不到水源了。3月中旬，本刊记者选取旱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云南红河州弥勒县为标本，探寻一个农业大县在大旱中的真实处境。

　　记者◎魏一平   摄影◎蔡小川

　　干涸的水源

　　弥勒县位于红河州最北端，北与昆明石林县接壤，喀斯特地貌导致地下水资源匮乏，雨的水仍是主要水源，水库的调节作用至关重要。全县4座中型水库里中的两座——租舍水库和雨补水库，前者年久失修几乎废弃，蓄水量仅300万立方米；后者虽有5000万立方米的库容，但因水质污染严重，只能用于发电。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重担，就都落在洗洒水库和太平水库身上。

　　走上洗洒水库堤岸，沈涛停住脚步，望着眼前大片干裂的淤泥，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重复着“想想都害怕”。作为水库管理处的经理，他来这里已经15年了，今年是最难熬的一年。洗洒水库是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当时只有几百万立方米的储水量，1995年完成扩容，储水量增加到1604万立方米，成为县城15万人生活用水的主要供应水源。沈涛告诉本刊记者，洗洒水库的来水主要靠5公里外的花口龙潭，雨量正常的年份里，每年7月至12月，花口龙潭共出水1亿立方米左右，洗洒水库能利用其中的3400万立方米。“除了每天2.4万立方米供应县城，还能供应1000万立方米给农业灌溉，1000多万立方米给生态园的人工湖，剩余的无法储存就放走。”可现在，他指指库底仅存的一点清水叹息道，“本来是云南省八大生态水库之一，却变成了小塘子”。

　　水库深30多米，沈涛指着堤岸下方两三米处一圈黑色的水线给我们看，那就是往年储满水后留下的痕迹。但现在，我们可以沿着斜坡一直走下去，二级平台上干枯的淤泥裂开拳头大的缝隙，水深已经不足10米。“往年最低的储水量也有600万立方米，现在只有210万立方米，只够县城3个月用水。”沈涛告诉我们，从去年8月开始，水库的水就只出不进了，整个雨季的降水量尚不足以抵消蒸发量。花口龙潭储水量越来越小，直到干涸，他们只好四处寻找新水源，终于在2.5公里外的锦屏山上找到了一个直径30厘米大小的出水口，从10月份开始就租用两台水泵抽水补充水库，每天7000立方米。“每天要支出3440元，光电费就2000多元，到现在算上工程费等已经花了将近70万元。”不过，好在有政府帮助，经费还不是沈涛最担心的事情。“最怕的是，如果一个月后还不下雨，那就得限量供水了，三个月不下雨的话就要闹水荒了。”沈涛说。

　　从洗洒水库再往北5公里，就是位于西三镇的花口龙潭了。山脚下，龙潭被铁栅栏围了起来，周围还有凉亭和一个小人工湖，因为凉快，往常这里是镇上居民喜欢聚居的休闲地，我们到达的午后只有三四个人站在那里，瞅着已经干涸的龙潭直摇头。栅栏上挂的木牌显示“水深15米”，现在只剩下裸露的几块大石头，中间黑漆漆的一个洞口就是龙眼。“再往里钻两米多才能看到一点点水，只有几条小鱼了。”一个刚刚从里面爬出来的村民告诉我们，“以前站在栅栏边伸手就能够到水，里面鱼很多。”旁边一块石碑上刻着“弥勒县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点保护工程”字样，这是去年才完工的项目，没想到刚竣工就遭遇了大旱。旁边山脚下，还能见到临时供奉的香火，村民们跺跺脚下刚铺好的人工草坪，半开玩笑地说道：“这里原来是一座龙王庙，拆了就没水了。”

　　按照县里“先生活、后生产”的救灾部署，保证居民生活用水放在了第一位，主要为农业灌溉服务的太平水库则要面临更大的压力。这座库容8600万立方米的水库也是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产物，号称是全红河州最大的水库，水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普红文对去年蓄水的最高值记忆深刻：“6月28日，3321万立方米。”此后就一路下破，离往年雨季7932万立方米的蓄水量越来越远，“现在只剩2600万立方米了”。

　　与洗洒水库依靠龙潭出水不同，太平水库的水大多来自上游的禹门河，每年5月份进入雨季后，从海拔更高的邻县泸西流过来的禹门河宽达二三十米，再加上旁边山上伸下来的两条引水大沟，很快就会把水库填满。现在站在水库堤岸上，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禹门河在哪里，直到普红文一番指点，才隐约看到不远处一条宽两三米的小河沟中泛着一点水光，至于引水沟，从去年10月份就已完全干枯。太平水库负责弥勒县5个坝区乡镇中的3个，包括三镇合并后的弥阳镇、面积最大的新哨镇和主要为耕地的东风农场，耕地总面积11.49万亩，占到全县耕地的1/5，“是全县农业的晴雨表”。

　　脆弱的水利

　　这两天，为了抢救县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葡萄，太平水库正在放水，黄昏，负责开关闸的管理员小心翼翼地按动电钮，把闸门往上提高了几个刻度，“每秒要多放出13立方米呢”。但更让普红文心疼的倒不是这点水，而是放水过程中的损耗。水从库里出来后，先经过一个破旧的小电站，再经过5公里才能流入收水干渠，而要完成3个乡镇的灌溉，水渠全长达56公里，由于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工开挖的土沟，“每年光流动中损耗的水就有1000多万立方米”。

　　其实，太平水库已经带“病”运行很多年了，普红文告诉我们，用于防洪的高涵提不起来，使得水库的蓄水量大打折扣，至少需要3000万元修复资金，报告已经连续往上打了十几年仍旧杳无音信，他们期待着这次旱灾能引起上级的重视。据他介绍，太平水库管理处每年的人工、运行费用将近200万元，全靠卖水的收入和23万元的养殖承包费，“工资只能发出60%”。普红文自嘲是4个水库中最难过的一个，从村口进到水库这段3.6公里长的水泥路，到现在还欠着银行150万元贷款，“农业水价从1994年之后一直没动，每立方米3分钱，而城市生活用水已经涨到了每立方米0.28元，发电就比灌溉更赚钱了”。

　　比较起来，那些大型水利工程所不能覆盖的山区乡镇则更惨。位于县城西南60多公里外的五山乡，就是弥勒县最缺水的乡镇。“全乡属于喀斯特地质，地下都是大漏斗，打井队从解放后就来找水，至今没有打出一口水井。”副乡长何永金告诉我们，“乡里4万多亩耕地，都要靠雨季时的小坝塘蓄水，纯粹的‘雨养农业’。”五山乡属于典型的红土壤，解放前曾是罂粟主产区，如今站在山顶放眼望去，红彤彤的山体裸露着，绿色的地方变得星星点点，这里的人给土地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雷响田”，意味着雷响下雨才能养活。

　　五山乡平均海拔1700多米，比东西两侧的虹溪镇、盘溪镇要高出五六百米，每逢雨季来临，山间汇聚的水就会流向相邻的乡镇，这让五山乡的水资源更加匮乏。全乡5个小(二)型水库的总储水量也不过百万立方米，遇到今年这样的大旱，自然无济于事，总共26个坝塘却要担负着49个村民小组的用水，“现在除了东西两侧的3个寨子有水吃以外，其他46个寨子全部都要拉水吃”。

　　从乡政府出发，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南部山上的西扯邑村民小组，其间至少路过五六个小水塘，其实就是一个个直径十几米的大土坑，远远就能看到黑洞洞的阴影，走近了，只有一道道干裂的土缝龇牙咧嘴般狰狞。在五山，每个村民小组至少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小水塘，它们主要担负农业灌溉和牲畜用水，基本都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村民集体劳动的结晶，此后的30年间基本没有多少改观。

　　觅利村西扯邑村民小组是个有着96户人家的彝族寨子，436口人中95%以上的都是彝族。48岁的普庆福已经两鬓斑白，常年劳作让他看起来至少有60岁，人称老普，在觅利村委会做了10年副支书的他算是寨子里官位最高的人了。站在他家没有围墙的院子里就能看到不远处的两个水塘，其中一个土塘子还是“文革”期间他父亲做生产队长时带领大伙挖的，虽然几乎没有多少储水的功能，但在降雨充沛的年份里也能维持几个月。另一个水泥塘是2007年由烟草收购站资助修建的烟区水利项目，耗资48万元，可储水5000立方米，但依靠去年的雨量连一半都没有装满，没用到春节就彻底干涸了。“政府没钱修水塘，就这个烟区资助水塘都是争取了多少年才得来的。”说起这些年为了争取扶持而受的艰辛，老普的感触透着山民的朴实，“白酒我能喝一斤半，我说的是公斤。”有一年，他用4.5钱的酒杯，连干了33杯当地的高度白酒才换来县里某单位1.1万元的扶贫款。“他们让我跳舞我又不会，只好用喝酒来代替，副村长喝了11杯就送医院了。”老普说。

　　在老普的记忆中，当年生产队里那种大兴水利的集体劳动自从分田到户之后就绝迹了，至多是每年组织人清清塘底的淤泥。偏远地区的农业水利已基本停滞，更现实的问题是，在这里兴修水利几乎不现实，土地分散超出想象，老普家有36亩地，却分散在30个不同的地方，老普说，“最大的5亩，最小的还没有院子这么大，寨子里最多还有60多块地的人家呢”。老普带我们穿过山坡上一块块不规则的耕地，小春的主要作物小麦基本绝收，为了准备大春耕种，村民们早早把土地翻起，红土块被太阳烤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地里不时冒出来一人多高的大石头，耕地大多只能靠牛，家里的拖拉机除了拉东西之外，更多是充当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

　　晚饭的时候，老普拿来几瓶啤酒，说是“喝酒要比喝水方便”。他家开了个小卖部，女人和孩子们喝的是当地产的一种廉价饮料。其实，他家的两个水窖里还有10立方米水，算是村里库存最富裕的人家。“从去年11月就去盘溪买水，到现在已经花了700多元。”老普很豪爽地解释说因为自己是村干部，每个月好歹还有650块钱的补助，所以不好意思去领政府无偿供应的饮水。上世纪80年代在政府资助下，村里几乎家家都修了水窖，储存的雨水是村民们生活用水的全部来源，一个30立方米的水窖能供应一家人半年所用。

　　旱灾影响下的“烟财政”

　　春节后的这些日子，老普没有像往年那样忙活着收获小春，去年小麦种了10亩之后地就犁不动了，种下的也只长了几厘米高就枯黄下去，几乎颗粒无收。他忙活着在家砌牛圈，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才只完成了半米高的地基，原因是只能用全家人攒下来的洗脚水拌水泥灰，“半个月才能攒够一次，不够的话就用猪尿补充”。家里的那头老牛比较“金贵”，不喝洗脚水，这让他家的用水量比别人家多了不少，“一头牛比3口人吃水都多，村里有户人家有12头牛，全家积攒100天的洗脚水才够喂两天”。

　　寨子里的人家大多还住着土房子，站在对面土坡上望去，一片高高瘦瘦的烤烟房包围中，一座贴了白瓷砖的两层砖房最显眼也最奢华，原来是老普在中学当老师的四兄弟新盖的。跟弥勒大多数山区寨子一样，烤烟是西扯邑的主要经济作物，往常每年的4月下旬一般都会来一场大雨，按照与烟草收购站签订的终止协议，5月10日之前都要栽种完毕。“种一棵烟需要一瓢水，今年旱成这样估计要两瓢了，种下一周之后还要再浇一次才能成活。”老普无法详细计算出种烟和种小麦、玉米等粮食所需水量的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小麦和玉米从来就没特意浇灌过，全是靠天收，“一亩小麦只能产200公斤，扣除成本不过剩两三百块，玉米高一点也不超过五六百块，还不够买水的钱呢”。相比来说，一亩地烤烟成本就需要1000多元，管理好的话能卖出3000元左右，性价比的高低决定着有限水资源的分配。

　　烤烟的产值虽高，但种植面积并不受自己控制。自从1998年国家实行烤烟“双控”(即控制种植面积和收购总量)政策后，种多少烟、卖多少烟都由政府烟草管理部门说了算。每年春节前要培育烟苗的时候，种植面积从省到县、乡再到每个村民小组、每户人家，层层下达，分配标准是按照上一年的种植诚信度打分而定，现在寨子里一面土墙上还贴着今年的分配结果，供大家监督。

　　老普家36亩地不过才种了4亩烤烟，已经算是寨子里的种烟大户了，这还是因为他上一年的烤烟被评低了两级，他跑去烟草站站长家赖着不走多争取了一亩换来的。“最多的种5亩，最少的只有五分地。”五山乡分管农业的副乡长何永金向我们感慨，每年分配种植指标的时候就是他最头疼的日子，“往上要多争取，往下还要公平，夹在中间最为难”。乡里4万多亩土地，烤烟有1万亩，虽然比“双控”之前的种植面积少了将近1/3，但每年的产值就有2600多万元，“全乡财政去年500多万元，90%以上来自于烤烟”。

　　我们到达县气象局的时候是周三上午，只有预报员张学晖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水量减少，县城已经开始拉闸限电，气象台的电脑只好全部关闭。她告诉我们，从大年初五第一次人工增雨后，盼望的厚云层就一直没有到来，“经常有老百姓打电话来让我们放炮，可炮弹打上去就把云层打穿了，冷空气再多可湿度不够也没用”。早在去年11月份县气象局就给出了可能会有重大干旱的预警，原因是整个雨季的降水与历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一半，只有412.5毫米，“照现在这样下去，我们预计直到5月中旬才会有降雨”。

　　这正是县农业局副局长杨宝忠所最揪心的事情，因为5月中旬正是种烟的最后期限。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是弥勒农业最为辉煌的年代，“在红河州耕地最大，80%以上人口属于农业人口，全县在册的52万亩土地中烤烟就有十七八万亩”。现在虽然降低到了12万亩，但仍是县财政中贡献最大的一块。以2009年为例，县财政局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数据显示，全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5.6亿元，直接由烟草带来的就高达1.6亿元。

　　烤烟对弥勒的财政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农业范畴的烟草买卖，农户把烤烟卖给烟草公司所产生的各种税收，县烟草公司副总经理施旭告诉我们，弥勒一直有“烟财政”的说法，光烟草公司每年直接上缴的国家和地方税收都超过亿元。后一个阶段是工业范畴的卷烟，弥勒是红河卷烟厂所在地，老县城基本是以红河烟厂厂区为中心展开建设的，直到现在，虽然红河卷烟集团的总部已迁往昆明，绝大部分税收归省里和红河州，但2009年它贡献给弥勒的教育附加费、职工个人所得税、城市土地使用税仍高达6324万元。绿树成荫的花园式厂区像个奢华的世外桃源，就连出租车司机每次路过都会感慨“里面退休的人每月都能拿六七千元”。

　　虽然早在2000年左右县里就开始大力提倡“无工不富”，但对于一个交通不便、矿产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大县来说，转身并不容易，不依赖农产品的工业项目仍寥寥无几。大旱对整个弥勒产业链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杨宝忠不无忧虑地告诉我们，现在受灾的还只是小麦等粮食作物，但如果持续下去，影响就会波及烤烟、甘蔗、葡萄、蔬菜等主要经济作物，“如果不能按时种烟，烤烟质量受到影响，就会波及产业链下游的卷烟工业”。

　　既然纯粹的现代工业不现实，农业仍是弥勒的基础，减少对水资源的依赖就为必然的方向。“麻烦的是，产值高的农作物，要么像蔬菜那样用水量更大，要么像干果那样生长周期慢、市场风险更大。”何永金副乡长向我们介绍道。乡里从2007年开始探索开发核桃种植，现在已经有3.5万亩的种植面积，计划到2015年扩展到8万亩，“如果一亩能达到2000元，就会带来1.6亿元的产值。”他满怀信心地盘算着未来，但眼下他正在为推广资金紧缺发愁，“每株核桃树苗3块钱，县里出2块，免费管护两年，农户只需出1块，但要5年之后才能出果”。

　　干旱乡村的仪式

　　5月才下雨，这样的预期对村里人来说似乎有些遥远，老普的儿子等不及，过完年就带着媳妇去深圳打工了，留下一个3岁半的女儿让老两口照顾。因为干旱，地里没了收成，寨子里外出打工的已经有30多人。晚饭前，小孙女就躺在客厅那张破沙发上睡着了，收拾完饭桌后，奶奶开始用一块毛巾蘸着半盆水给她擦澡，也许还没有睡醒，随即惹来一阵大哭。“他爸妈嘱咐两天给她洗一次，洗过的水我们再用来泡脚。”起早贪黑的劳作，每晚睡前泡脚是这里常年不变的习惯，“不泡脚第二天就累得没法干活”。

　　干旱的影响无处不在，就连五山乡中心小学门口卖烧烤的小摊贩都感慨，因为小春没了收成，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减少，现在每天的生意比往常减少了一大半。这里的老师们也在期盼着5月的雨，副校长杨光伟告诉我们，往年3月到6月期间拉水吃，一般花费3万元，但去年从10月份就没断过，一直靠从20公里外的盘溪买水吃，“今年怕是6万元也不够了”。实行集中办学后，学校里有3个年级720名寄宿学生，为了节约用水，专门制定了各种制度，规定学生每人每天只能用一桶水，早上的洗脸水必须留作晚上洗脚用，洗碗的时候还要先用纸擦干净再用水洗。

　　孩子们所用的水桶其实是一个只能盛五六公斤水的小塑料桶，在一间破旧的平房宿舍里，挤满了将近30个床位，地上的小桶五颜六色，是他们外出上学的第一天就从家里背来的。17点，下课的钟声敲过后，从教室蜂拥而出的孩子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冲回宿舍，拿起水桶到水窖旁排队领水。不管个子多小的小女孩，也能够很熟练地把桶摔向水里，左右摇摆几下后再麻利地提上来，摇摇晃晃的样子看起来还有些吃力。

　　我们在西扯邑的最后一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三，这一天，是这个彝族寨子除了火把节之外最重要的节日——祭龙节，祭祀龙王爷以求风调雨顺，在这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寨子分成4个小分队，每年的祭祀都由两个负责轮流执行。上午8点钟，轮休的那两个小队的人们乘坐两辆拖拉机浩浩荡荡赶往盘溪，每个车兜里塞满了20多个妇女，她们是专门去那里的小河里洗衣服的，“攒了半个月的衣服去洗一次，谁也不好意思拿领来的水洗衣服了”。负责祭祀的小队则在村口的一块空地上等待政府送水车的到来。9点半，大喇叭里传来了领水的通知，一辆老式解放牌卡车拉着一个大水箱艰难地爬上坡来，男男女女挑着水桶迅速从四面八方小跑过来，小组长刘红金亲自抱着水管子分水，扯着嗓子吆喝着大家不要挤。看到不小心洒到外面的水，村民们又掀起一阵吵嚷，老普在一边给我们充当翻译，原来他们是心疼浪费在地上的水，有的人让小组长不要放满水桶，有的人则说放不满的话挑起来晃动更厉害。有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大爷想了个好办法，他找来两根带叶子的树枝放到水桶里，这样等水放满挑起来走路的时候，就能减少水的晃动避免浪费了。

　　祭祀仪式13点多开始，地点是在村前的山顶空地上，因为这里有一棵最粗的老树，当地人称为老龙树。20多个青壮年人早早地把一头300多公斤重的黑色公猪抬了上来，树下摆满了各种仪式所需的象征品，竹筒里插上绿叶、用木头削成的小农具代表丰收，一块巴掌大的石头是象征龙王的龙石……祭祀要求只能男人参加，最主要的项目就是杀猪、分肉、喝酒和念经。因为今年的祭祀由两个寨子合办，一共168户人家，要保证每家都能吃到这象征丰收的猪肉，毕摩先生外加一份。

　　仪式持续了整整一下午，其间的程序极为繁复，直到天黑时才结束。最后的项目就是工作人员分享杀猪切下的四肢和猪头，剁碎的生肉用生猪血搅拌起来，掺入大蒜和辣椒，是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美味，大家就着自制的烈酒，用树枝当筷子，欢快地吃喝起来。“这样真能下雨吗？”下山的时候我问哼着小曲的老普。“不管能不能，我们都相信。”他一脸认真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