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的开通给开远带来了巨大商机 本报记者 符光周 摄

　　开远种植芭蕉的历史较早，可是种植香蕉，还是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才开始。滇越铁路沿线的老人们说，1910年后，位于滇越铁路旁的开远火车站洋酒店的庭院里，房前屋后，有少量的香蕉成串地挂在树上。人们都说，那是洋人（法国人）从安南（越南）带来种植的。当时群众都称香蕉为“洋芭蕉”。 开远是座火车拉来的城市，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开远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物种——木棉花、香蕉等农作物。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大量的越南技术人员来到云南，随着铁路经济的发展，越南人也陆续经铁路进入了云南，开始经商，并把越南和法国的产业带入了中国边疆，部分越南人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后，选择了留下。

　　铁路开通带来木棉和香蕉

　　原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处总书记王宪鸿回忆，他的老同事付植是开远“木棉之父”，1918年，滇越铁路开通后，他在开远西龙潭吕祖庙遗址下的一块黄草丛中发现了“木棉”，因为是舶来的物种，当时人们都叫它“洋棉花”。经过付老先生的精心培育，枝条开始开花结出棉桃，为了保留籽种，付老先生将其播种在当时的实业局苗圃内，1919年夏季雨水天气，他将种子移植到细龙潭林场内，最终一株要死的枝干成长为40株木棉母树。到1920年已经开始结桃吐絮。王宪鸿说，木棉是海岛棉，云南本地没有种植，一年可以收两季，比较耐旱。随后，经过云南省农业厅的肯定，决定在开远大面积推广种植。

　　之后，木棉花在开远的每个荒山都大量种植，木棉花成为了开远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抗日战争前后，开远木棉发展迅速。可从1955年至1956年，开远连续两年遭遇霜冻灾害，喜温的木棉花冻死了很多，一年只开一季花，产量大大减少，木棉经济也每况愈下。

　　开远种植芭蕉的历史较早，可是种植香蕉，还是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才开始。滇越铁路沿线的老人们说，1910年后，位于滇越铁路旁的开远火车站洋酒店的庭院里，房前屋后，有少量的香蕉成串地挂在树上。人们都说，那是洋人（法国人）从安南（越南）带来种植的。当时群众都称香蕉为“洋芭蕉”。后查史料发现，开远的香蕉确实是民国初年在滇越铁路上给法国人当翻译的广东人陈动寅从河口带种苗到开远种植发展起来的。

　　开远香蕉发展最快的年代是1940年至1947年之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殊的时期，香蕉种植业大量增加，因为战争铁路中断，越南香蕉不能运入昆明，昆明市场的香蕉主要由开远供应。解放后，开远的香蕉有了新的发展，1950年香蕉产量达到54万多公斤，主要供给昆明。1953年，电影摄制组在拍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其中一个镜头就是在开远一香蕉丛中谈恋爱的镜头。香蕉的大面积种植，给开远经济带来了长足的发展。

　　越南小卷粉一卖就是两代人

　　每天早上8点开始，坐在一个火炉旁边，在高温蒸汽中用勺将米浆倒在蒸锅里的纱布上，十几秒钟后将米皮取出摊开，洒上各种香菜等调拌佐料，越南小卷粉就这样出炉了，这就是60多岁的梁月英每天的生活。她坚持这样的生活已有40多年，因为一家人的生计全依靠她的越南小卷粉生意。

　　3月18日中午时分，记者见到了忙着做生意的梁月英。梁月英老家在越南北下，距离老街省（与中国河口相邻）3公里左右。父亲曾是广东的华侨，在越南经营一些小生意，母亲是越南人，以前在越南卖小卷粉。

　　滇越铁路通车后，梁月英的丈夫黎飞海一家就乘坐小火车来到开远，并在这里住下。丈夫的母亲到开远没多久就开始卖越南小卷粉。1973年她丈夫回到了越南，1976年她与丈夫在越南结了婚。结婚前，梁月英在家乡政府部门担任会计，吃的是“皇粮”，住着一栋两层平房。婚后两年，丈夫决定返回中国开远，梁月英不得不辞去公职，跟随丈夫来到开远。

　　才到开远，当她看到婆婆靠卖越南小卷粉为生时就后悔了，总觉得自己逃离不了卖小卷粉的生活。虽然她懂广东话、懂越南语，可开远本地方言对她如同天书。于是，她努力苦练汉语，并跟丈夫进入当地一家工厂打工，闲暇时就帮助婆婆卖卷粉。1996年，婆婆去世了，1997年，她和丈夫离开了工厂，于是没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她，承接了婆婆的衣钵卖起小卷粉。“在越南母亲是卖卷粉的，嫁到中国婆婆也在卖，如今我也在卖，还是逃不掉这个命运。”这是梁月英对小卷粉复杂的感情。她们两代人到现在，已经在开远卖了80多年的小卷粉。

　　丈夫黎飞海现在一家工厂烧锅炉，弟弟、弟媳也是跟随滇越铁路来到开远生活的越侨后代，两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梁月英一个人身上。在开远辛苦半辈子，如今她终于在去年按揭购买了一套房，也落了中国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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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顿没有辣子吃饭不香”

　　1946年，我国收回滇越铁路权，法国人、越南人撤离中国，但部分越侨家庭早已适应当地的生活，他们选择留在中国。

　　记者在盘溪农贸市场附近找到“盘溪灵通商店”，商店共有两个相通的铺面，一间卖五金、电线等维修物品；一间放置着几十台电视。身穿灰色衬衣的黄灵通在店中忙着修理一台电视机，听闻我们想了解滇越铁路的历史，黄灵通放下手中的活计，从父亲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说起。

　　“我们不姓黄，黄姓是父亲取的中国姓氏。”黄灵通的老家在越南海星省，1932年至1933年期间，18岁左右的父亲从河内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毕业，碰上法国人招工后，他父亲与几百名越南技校毕业生应招来到中国，被分配到滇越铁路沿线车站从事技术工作。一开始，其父亲在宜良车站当过站长，也作为列车技术人员参与跑车。“父亲的越南名字翻译成中文叫武廷真，许多中国人叫不准确，父亲就取了个中国名字黄志坚。”黄灵通说，父亲远离家乡期望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意志坚强，从此他们一家在中国就沿用了这个黄姓。25岁的时候，黄志坚回到越南与妻子林氏敬（越南名字中文翻译）结婚，后妻子也跟他一起来到中国滇越铁路盘溪车站，两人共生育了3男1女4个子女，黄灵通是第三个。黄灵通一家就居住在店铺上面，黄灵通高中毕业的儿子在客厅一角玩电脑游戏，其母亲林氏敬安静地蜷缩在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节目里播放的是湖南卫视的一档新潮娱乐节目。

　　黄灵通的母亲林氏敬出生于越南大户人家，其父亲是政府工作人员，她未结婚前就读于越南法国人办的高中学校，至今还会说法语、汉语、越南语。25岁的林氏敬跟随黄志坚来到中国后一直定居在盘溪车站，当时整个盘溪车站有上百户越侨家庭。“到中国最难的是语言不通和饮食不习惯。”林氏敬说，每次去市场上她就拿东西比划询问，例如她拿起筷子，本地中国人读出“筷子”时，她立即掏出本子，让别人把字写下来，每天晚上一边读一边写……

　　中国人酷爱吃辣椒和臭豆腐，可这两样刺激的东西都是林氏敬等越侨无法接受的，慢慢克服适应后林氏敬爱上了这些中国食物：“现在每顿没得辣子吃饭不香。”林氏敬说，由于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西化较早，她年经的时候就开始喝咖啡了，在越南喝咖啡必须是家境甚好的人家才会养成这个习惯。说着，老人从身后的茶几上拿出两包速溶咖啡，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喝咖啡，她说喝咖啡很有精神。刚到盘溪时许多越南人知道她会喝咖啡，就向她兜售咖啡豆，每次想喝她都要亲自动手磨制。而她与本地中国人的交往很少，中国妇女帮她把头发左翻又翻就弄了一个很大的发髻，她接受不了；而她请本地妇女喝咖啡，她们认为太苦喝不了。可如今，黄灵通一家早已融入当地的生活，老人每天饭后都出去跟当地人聊天、散步。

　　之前在法国人管辖的滇越铁路上工作，黄志坚等越侨每个月都能领到钱，待遇也不错。1948年，民国政府接管滇越铁路，黄志坚等越南技工的工资拖欠几个月。很多越侨开始返回越南，而黄志坚选择了留下来，做了一名商人。

　　1990年，90多岁的黄志坚去世，火化后依照家规由长子黄灵通的大哥带回越南老家安葬，而母亲跟他仍然留在盘溪生活。如今，黄灵通的女儿已在云南财经大学上学，一家人也在解放初期申请了永久绿卡。

　　“我们与滇越铁路真的有缘！”整个采访的过程中，黄灵通与母亲一直重复这句话。本报记者 陈会菊 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