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农业部向两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安全证书，开了国内先河；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由此成为有着很高关注度的公众话题。

　　转基因安全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二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关注人或动物在食用转基因作物后，会不会发生急性、慢性的毒性、致敏性反应，以及转基因作物的营养成分是否改变；而环境安全，关注的是转基因作物大量种植后，会不会对环境、生态造成负面影响，比如转基因“漂移”进入周围非转基因的同类作物以及其他野生近缘种植物的DNA序列，或者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影响生物多样性。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国内外研究较多；而且我国已规定，任何转基因食品在外包装上必须明确标识，让消费者知情和选择，安全管理相对成熟。但对环境安全的研究至今尚少，而自然环境因素错综复杂，各种变量交织，控制难度很大。

　　经过10年努力，中国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的环境安全性问题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初步证实：风险很低。

　　“水稻是转基因逃逸低风险作物”

　　“当初我是带着质疑开始这个研究的。”这项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教授告诉记者：10年中，他的课题组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间实验，检验的水稻样本达200万株，发表了60篇论文，其中36篇是SCI论文。如今，针对风媒传粉植物的环境生物安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同时，他个人对转基因水稻的环境安全评价趋于正面。

　　卢宝荣是国际生物安全研究学会的现任主席，这并非只是个人荣誉，而标志着中国转基因生物及其安全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他还已连任三届中国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水稻是一种风媒植物，借助风力而不是昆虫等媒介传粉，而花粉就是水稻“基因漂移”的载体。通过在国家许可的转基因研究园区内进行的多年实验，卢宝荣课题组证实，“基因漂移”的概率与不同水稻种植空间的间隔距离相关，会随着距离增加而迅速下降：近距离(小于1米)条件下，相邻的非转基因水稻品种中，只有不到1%的植株出现了转基因水稻的基因片段，而如果增加5-10米的间隔距离，转基因“漂移”的概率就会降至0.001%至0.0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最终，卢宝荣作出了“水稻是转基因逃逸低风险作物”的判断，同时将“6-10米”作为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安全隔离空间。这在国际上是率先报道。

　　他告诉记者，不同国家对农产品的转基因“无意混杂”都有一定容忍度，也就是说，在没有标识为转基因的农产品中，允许存在一定比例的转基因产品：日本为5%，韩国为3%，而最为谨慎的欧盟是0.9%。根据他的研究，转基因水稻如在中国推广种植，只要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那么周边普通稻田的非转基因稻米由于“基因漂移”导致“无意混杂”的概率会很低，可以放心出口而不会引起贸易摩擦。

　　他们同时发现，转基因水稻对某些野生稻种的“基因漂移”概率要高一些。野生稻是天然基因宝库，在我国，此类野生稻主要在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有零星分布。对此卢宝荣建议，在以上特殊地区须实施更严格的空间隔离(100米以上)，或不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

　　“获得圆满回答，还需要10年”

　　至今，科学家们向水稻“转入”的基因，主要包括抗虫、抗病以及抗除草剂基因。我国首批获得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转入的是Bt抗虫基因，这种水稻能产生特殊蛋白，专一性地破坏稻螟虫的肠壁，而对人畜以及其他“非靶标”昆虫和生物无害。

　　卢宝荣指出，基于他所知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学术信息，以及他在环境安全方面的研究，他认为，经过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并批准的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总体上利大于弊。

　　卢宝荣展示了几幅他们的田间实验照片。照片上，大田里交织种植着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水稻。由于没用农药，普通水稻受虫害影响，严重枯死，而转基因水稻则是生机勃勃——一方枯黄夹杂一方翠绿，就像一个硕大的国际象棋棋盘。

　　他告诉记者，在开发出Bt转基因作物之前，曾尝试喷洒“Bt生物农药”，以求类似的“定向杀虫”效果。事实证明，Bt生物农药不会破坏生态平衡，也没有影响生物多样性，但它容易被雨水稀释和冲走，无法长期起效。种植Bt转基因水稻，从理论上说，在同样的环境安全影响下，“定向抗虫”效果会明显得多。而普通水稻要用大剂量的广谱杀虫剂，且不说会破坏田间的食物链和生物多样性，对食用者也是麻烦：“为什么公众对农药不在意，却对转基因过度恐慌？”

　　按照权威预测，如果不开始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到本世纪中叶，全球粮食的增产速度将跟不上人口增长，可能出现新的粮食危机。正因为如此，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推广重心正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显然有些停滞：2009年，巴西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长了35%，印度增长了11%，而中国则下降了3%；总体上，中国的种植面积只有巴西或印度的1/2。

　　卢宝荣表示，转基因水稻的环境生物安全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研究。他们用10年证明了转基因水稻的“基因漂移”风险很低，但低概率的“漂移”事件如果发生，究竟会出现怎样的生态后果？如何进一步降低其生态影响？

　　“要获得圆满回答，我还需要10年。”卢宝荣说，他对转基因水稻的正面评价不变。

　　本报记者张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