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诗成

　　在许多人的眼里，李银河是个不安分的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她一次次因为“异端”观点，把自己抛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而且似乎乐此不疲。继支持人们有同性恋、一夜情、换偶的权利之后，近日，她又抛出了建议取消聚众淫乱罪的观点，再度吸引了足够的眼球。

　　初闻此语，一向自诩不属于老冬烘的我也颇为意外，内心顿感难以接受。不过，经历过李银河“换偶”提议这种重磅炸弹的袭击后，免疫力好歹增强了些，也知道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一定不会如三流小报记者一样，纯以惊世之语来夺人眼球。于是认真读完了李教授的观点阐述。应该说，确实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李银河反对给性乱定义为聚众淫乱罪有这样三点前提：成年人、自愿、私密。在这三个原则之下，保障了这个举动的合法性，即不影响社会秩序，不伤害他人利益。服从这三个前提的聚众淫乱，不过就是西方普遍存在的性聚会罢了。虽然在我国尚属少见，但从人权的角度出发，人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所以法律确实没有理由制止。

　　综观反对者的观点，所担心的集中于此提议对社会风气的潜在破坏，对传统美德的无情玷污，以及使人们陷入肉欲的泥淖从而更加堕落的可能。姑且不说这个结果是否会发生，仅看这个担忧本身，就属于道德的领域，而非法律的范畴，这恰恰佐证了李银河的观点——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

　　李银河说得很清楚，她不是从道德的层面去肯定和提倡大家去“聚众淫乱”，她只是从法律上肯定了人拥有这样的权利。

　　无独有偶，这样“懵懂”的批评者发出的鸡同鸭讲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批评理由，并不鲜见。在前面针对李银河的多次批评声浪里常常出现他们的高声大嗓，甚至在每一个新观点提出后，都能见到这一类的批判者。

　　笔者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复杂，很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分析。

　　也许它与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风气有关？社会节奏的加快、一言成名的引诱、一夜暴富的刺激、自我意识的觉醒等，让我们总是急吼吼地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丧失了倾听的欲望，更遑论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他人的观点。加上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倾向严重，断章取义以哗众取宠泛滥成灾，更撩拨着人们本已脆弱的耐心，个个如火药桶，一点就炸。

　　也许它与我们长久以来缺乏宽容精神有关？不知为什么，李银河总让我想到美国作家房龙《宽容》序言里塑造的那个漫游者，他勇敢地探索真理，并努力地传播真理，可是最终被无知山谷里的人们砸死。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不断上演。我们因缺乏对“异端学说”的宽容，于是总是想当然地进行有罪推定。要么不肯给对方解释的机会，狂轰滥炸之；要么不肯认真分析对方的观点，断章取义之。

　　宽容，说白了，就是允许思想的自由，容忍异端的存在，允许有些人思维超前。总要有一些人作为思想的先行者，走在前面指引我们前进，而先行者的理论必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如果对于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都给予全盘的否定，那么我们跟400多年前烧死布鲁诺的罗马教廷又有什么区别？历史不断证明：不宽容的结果，就是疏离文明，永守愚昧。

　　也许就像李银河自己在《国人应当逐渐习惯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的文章里分析的那样，中国从几千年的集权社会中走来，民主的底子十分薄弱。“我们有权利做的事一向太少太窄，而我们没权利做的事一向太多太宽。所以一旦有人提出人们有权利做某件事，大家就都要去实现一把这个权利，而提出人有做某件事权利的人，就好像是在号召大家都来做这件事”。换而言之，我们对权利的理解还很肤浅，很多人还不够格做一个“现代人”。

　　网上还有些网友的话，让我看到了中国文明进步的希望，他(她)说：“也许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钦佩你思想的勇气！”真希望这样的人多一些，再多一些，因为懂得倾听，懂得尊重，懂得宽容，懂得什么叫做权利，中国人才能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中国的强国之梦才能有希望更快地实现。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4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