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互联网变为内联网——“网络反腐”的“两会”访问记

　　本刊记者/盛学友

　　本文背景：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广州海事法院公费出国豪华游、内蒙古贫困县女检察长开百万豪车……这些丑陋的腐败问题，经网络广泛传播后，这些帖子中的主人公，一个个获得了相应的处罚。

　　在民众为“网络反腐，已势不可挡”欢呼雀跃的同时，网络反腐也被高层所关注——

　　200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提出了“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的要求；

　　继2008年1月25日，全国18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开通举报网站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6月22日将全国举报电话统一为12309，同时更新了举报网站——更新当天，“因为点击量太大”，网站一度瘫痪；

　　2010年的地方“两会”上，湖南岳阳将网友“错爱的我”增补为政协委员，安徽省将“网络问政”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广东继2009年9月设立首批15个厅局“网络发言人”后，2010年3月2日又新增7个单位的“网络发言人”，并首次将“网上信访”纳入交办范围；

　　此前，中央党校出版社再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将“网络反腐”作为一个词条收录其中……

　　无处不在的网民和网络，正在改变传统反腐格局。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和委员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在肯定网络反腐成绩的同时，也都强调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别把互联网变为内联网”。

　　网络成“反腐急先锋”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全球知名媒体人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对本刊记者提出的网络反腐问题一口气说了四个“非常”：“我非常支持，非常支持，非常赞成，而且我认为这是在反腐方面非常有利的甚至是最有利的措施之一。”

　　在刘长乐心中：“网络就是阳光，就是灿烂的阳光。到了阳光下，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尽管涉及个人隐私方面的法律问题，但会不断完善。总的来说，网络反腐应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对于网络媒体在反腐中的地位和作用，刘长乐用三个字来表达：“急先锋！”

　　“网络反腐是一个方向，非常有意义，要给予肯定”，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陈云龙检察长对本刊记者说，“网络反腐可以帮助检察机关提供线索，是我们在查处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要拓展的一个方向和领域”。

　　贵州省铜仁地委书记廖国勋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在2007年设立了铜仁门户网站，对百姓提出的问题，进行督办落实。对于网络反映的腐败问题，他“有时会下乡暗访，查实督办处理，绝不手软”。新华社内参对他们这种做法进行了报道，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可以见光、群众意见可以得到解决的“好的平台”。

　　截止到目前，有数字显示，中国网民已达4亿之多。越来越多的腐败受害者，也纷纷加入到网民行列。事实上，这几年，很多腐败问题是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的，网络反腐成为中国反腐工作中的一个新生的特殊现象。

　　网络作为一个载体，广大网民把一个事件，通过上网发帖子，使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然后将这个被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逐渐演变为一个法律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认为，“网民基本上都是走这样一个程序来网络反腐的”。

　　侯欣一分析认为，如果举报渠道十分畅通、传统媒体特别开放，“网络不会成为这么让人关注的热点”。

　　通过网络反映腐败问题，“是宪法赋予网民的权利”，全国政协委员吴德立律师认为，但举报要基于事实，不要侵权和报复，“泄私愤就不行”。

　　跟传统媒体揭露腐败一样，“网络反腐首先是正面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齐奇院长接受本刊专访时说，“像周久耕事件，揭露出来，都是好事情”。从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专门机关来说，都希望直接举报到他们那里，如果直接上网捅出来，“从侦查技术上讲，有时会打草惊蛇”。

　　如果线索先给有权侦查的机关，他们便会先行秘密侦查，“基本掌握证据后，‘啪’地一下，就可以把那个腐败分子揪出来”，如果打草惊蛇，有人就会掩盖事实，制造障碍。但是，齐奇院长也理解网民，他们担心“如果举报以后，石沉大海怎么办？”

　　浙江金华有一名法官，因为生活问题，并非嫖娼，“与一个女朋友搞的时候，被人家‘咔嚓’一下拍下来，直接上网了，说他‘法官艳照门’”——有关部门调查后，确有生活问题，再接着调查，“这个法官还真有问题，结果被判了刑”。

　　因此，网络反腐有利于政府官员接受民主监督，“事实上，网上举报后，查处了很多腐败问题”，齐奇说。

　　全国政协委员方工对于网络反腐给予充分肯定，“百姓的眼睛是亮的，监督也是全方位的，网络这个平台是自由的”。但是，方工希望有关方面重视并加强网络反腐查办力度的同时，也希望网民“不要利用这个手段做违法的事情”。

　　伤害无辜者被关注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反腐方面也不例外。

　　网络泄露他人隐私，语言充满暴力，早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侯欣一委员认为，包括恶意人肉搜索、暴力语言攻击、泄露他人隐私和贬损、侮辱、诽谤他人的信息，比如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都属于隐私范畴，他人明明与被举报的人和事无任何关联，却非要把人家传到网上，以及未经允许将照片传到网上，“这些都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

　　再就是，网民在网上披露一个事实后，这个人被人肉搜索，“你拿着汇总后的信息，再去敲诈他人，牟取不当利益，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利用网络举报，搜集其他信息，然后达到其个人目的，“这种情况还没被太多地关注”。

　　网络这把“双刃剑”，在具有反腐功能的同时，还可能伤及无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齐奇院长认为，如果没把情况完全搞清楚，或断章取义，或打击报复，或曲解原意，都会伤及他人，“有的照片，干脆把脑袋换了，移花接木，这种故意陷害他人的，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以按照诬告陷害治罪”。

　　但侯欣一不主张轻易就用刑法来惩治网民，毕竟网络反腐是一个新生事物，“尽可能起诉他，让他经济赔偿，甚至高额赔偿，让他在多种媒体上公开道歉，尽可能通过民事渠道解决问题”。

　　接受本刊采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致认为，从国家到地方，从互联网到网民，都应当积极兴利除弊，这样才能更好地网络反腐。他们呼吁尽快立法来解决“网络存在的极端问题”。

　　即将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涉及互联网，对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何悦律师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等人，一直在关注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从去年和今年的“两会”上，都分别提交了这方面的提案和建议。

　　何悦委员今年“两会”提出了《尽快颁布〈信息安全条例〉的提案》，建议将信息安全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何悦提出，《信息安全条例》应包括网络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要求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主要内容。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起草了《网络信息安全法》的专家稿，并争取尽快将该法列入立法计划。

　　互联网不是内联网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被网络反腐搅动的地方官场，不时发生一场大震荡，以致于有的领导“谈网色变”。有些地方领导，甚至视网络反腐为“眼中钉”，打击报复举报者事件时有发生。河南青年王帅因发一篇“灵宝老农抗旱绝招”帖子，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已成著名案例。

　　有的地方，开始对网络舆论施加限制。2009年1月28日，江苏徐州市人大批准通过了《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这个当年6月1日施行的条例，被广大网民称为“人肉搜索”禁止令。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要求论坛实名制，被广大网友质疑为扼杀网络反腐。但实际情况是，很难实名制。

　　湖南省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杨平，作为第一位实名上网收集反腐举报信息的官员，被誉为“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但在当地掀起网络反腐风暴之后，杨平被调到湖南省国资委，当地网络反腐陷入困境。

　　安徽阜阳“白宫事件”举报人被报复致死……

　　对于网络反腐，不能简单地对网络“封、删、堵”，更不能对举报者打击报复——这是接受本刊采访的委员和代表的一致观点。

　　“封杀是为了掩盖，但事实上，是掩盖不了的”，在驻地建银大厦房间，方工委员给本刊记者倒了一杯茶水后说，“现在公民意识提高了，知道如何行使权利”。

　　在歌华开元大酒店一楼大厅，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接受本刊专访时说，他不主张对网络一路封堵或者干脆断掉，“网络反腐是公民权利的一个方面，但的确要法律规范，尽量防止负面影响，尽量发挥积极作用”。

　　简单地“封、删、堵”，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把各种民怨积累下来，让百姓对政府产生更大、更多的怨恨情绪，继而容易爆发“瓮安事件”、“黄石事件”之类的群体事件。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创造条件让人们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言简意赅的一句话，让万千网民欢呼雀跃。

　　作为一位学者，侯欣一委员对这句话更是感到欢欣鼓舞：“总理提出这么高的一个目标，作为公民，我确实很感动……我们应当善待网络这个非常大的社会平台，把社会上的资源整合起来！”

　　“但是，有的政府部门对此感到很恐怖，想办法封锁网络，现在出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但也十分可怕的倾向，”

　　侯欣一喝了一口水，减慢语速，一字一顿地说，“互联网快变成内联网了，管得太严了，管死了，很多东西上不去了。”

　　市长热线、市长信箱等，曾热闹过一阵子，但是，一个现状是，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要么接了，却没了下文，电子邮件发出后，结果也是如此。于是，百姓把希望寄托在了网络上。

　　侯欣一说，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矛盾激化的时期，对话沟通比什么渠道都好，很多误解都能解释清楚。网民就是大众，对话，就要平等对话，政府部门从网民的心态、角度对待问题，这样才可以疏导大众情绪。

　　有不少地方的官员由于不懂网络信息和网络技术，不懂网民的情绪表达，后果是很小的一件事，最后演绎成一个相互对立的公共事件。

　　“建议各级政府官员要多了解网络，多了解网络信息和网络技术”，侯欣一说。惟如此，才能更好地通过网络征集民意，更好地理解舆情表达，更好地培育“网络问政”土壤。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有近半数的省委书记或省长有过和网友交流的经历，各地官员和网民网络对话，渐成常态。

　　“用人腐败”也被网友关注

　　“网络反腐，不光是贪污、受贿问题，还包括用人腐败问题”，方工委员看问题入木三分，“用人腐败，会埋下更多、更大的腐败隐患”。

　　其实，广大网民也早已注意到用人腐败问题。

　　2008年11月，一个铁岭市政府“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的帖子，引爆网民眼球。最终，有关部门“砍掉”了“多余的副秘书长”。

　　今年2月，新泰市新考选提拔6名副局长、一名法院副院长的帖子，很快让“23岁最年轻女副局长”成为网络热词之一，这位最年轻女副局长的亲昵生活照被人肉，从而引发了“考选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讨论。

　　最近，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造假骗官”问题，被网络疯传为热点，多名官员违纪违法被查处，包括王亚丽在内的4人被逮捕。

　　网络监督用人腐败问题，比其他方式、渠道更为有效。

　　如果用人不当，就会产生特权，“姑息特权，就是放纵腐败”，缺少了制约监督，某些官员特权思想就会更严重，就会更加专断、蛮横，方工说，“打击报复举报人，就是放纵特权的一个后果”。

　　领导作风霸道，就会破坏民主，反对监督，道德操守标准不高的人，就会堂而皇之地执掌起权力，然后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腐化堕落。

　　具有健康情感的官员，属于真正的“德才兼备”，而情感不健康的官员，缺乏道德修养，在工作和生活中具有两面性，个别人、少数人不可能全面了解、发现其问题。

　　但是，群众通过网络就完全具备这种监督能力。

　　腐败分子因被举报而受到查处的事实，证明群众对公务员最了解，最有发言权，监督最有效。接受群众的选择和监督，是保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员的唯一有效方式。

　　只有切实维护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监督权，才能通过网络这种新兴的载体，觉察和发现被监督者的真实情感，才能择优汰劣，更好地把住用人关和监督关。

　　方工认为，网络反腐，要重在过程，那些劣质的执政行为——或对群众生命危险麻木不仁，或公然以权谋私，或任意挥霍公共资金，或给群众制造困难……不仅荒唐，而且昏庸、丑恶、纯属懒政、笨政、恶政，其恶果一目了然，这种愚蠢执政的过程，都在网络中披露出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为网络反腐提供了有力保障，更为网络监督用人机制奠定了基础。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4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