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实验： 新一轮的“农村包围城市”

　　通往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道路，必然是一条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的道路，这些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归根到底的目标：让成都市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记者/何映宇

　　成都，春暖花开。

　　活水公园里的百花开得正艳，潺潺流水之间，悠闲的游人或花前树下，或顾影自怜。

　　成都人，出了名的慢生活。真的，到了这里，你的内心涌动着成为成都人的冲动，呼吸着迎面吹来的风，纵身跃入草木花海，听流水敲打着你的耳膜，喜悦着。

　　成都的市区和郊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一轮的“农村包围城市”，让田园，在城市之中绽放。

　　为有源头活水来

　　活水公园是今年上海世博会成都案例馆的灵感来源。公园很小，一两百步大概就走完了，不是名胜，也没有古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人文历史资源如此丰厚的成都，进入这样一座小花园，步移景异之间，眼睛和心灵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惊喜。

　　这里其实是一个污水处理系统。每天，从公园边的府南河里抽来200立方的河水，然后由高到低，奔腾而下，其间经过厌氧池、兼氧池、植物塘等几处水处理装置，水急处，哗啦啦地响；水缓处，红色的鱼儿嬉戏其间，赏心悦耳。

　　公园的植物床上布置着过滤作用的大小碎石，种的则是芦苇、姜花、伞草、美人蕉等等根系特别发达的湿地植物。它们能把水里的有毒物质降解、吸收掉，产生的微生物能吸附在碎石上，又能为植物提供养分，什么都不浪费，不知不觉间，水已经奇迹般地变得清澈见底。

　　作为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的综合性环境教育公园，活水公园不仅具有科学实验意义上的价值，美国著名环境设计师Besty Damon和Magie Rulldick设计的活水公园，在平面布局图上，活像一条鱼，游客从鱼头走到鱼尾，恰是河水由“污”变“清”的过程，难怪吸引了那么多成都市民扶老携幼来这里赏春呢。

　　而世博会成都案例馆就以活水公园为样板，看中的，就是这里的生态处理策略，“为有源头活水来”，它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凸显成都“林水相依、天人合一、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现状，向来自全球各地的参观者展示成都“宜居、宜游、宜投资”的城市特色。

　　今日的田园城市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面对西方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量社会和环境问题，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念，希望发展一种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形态，城乡一体，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

　　100多年后，遥远的东方，一座城市要沿着这位英国先驱的脚印去实现他的理想，这是怎样的一种遥相呼应？

　　李春城担任成都市委书记之后加快了建设“田园城市”的步伐。他提出，发展“田园城市”的核心思想是：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你会看到，在这里，“田园城市”绝不仅仅是一个景观学意义上的城市规划问题，也是一个体现社会公正公平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当下中国，贫富差距是重要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而其中，城乡发展失衡又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而成都市副市长孙平认为：“社会是否和谐，主要就在于社会是否平等公平。在中国，城乡差距是最大的现实矛盾。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1:33以上，这是个严重甚至可以说危险的比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城乡矛盾的加大势必会造成国家产业结构的失衡乃至民怨的加剧。成都市委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破解困局？成都提出的“田园城市”理念，其实就是要打破城乡对立的矛盾局面，走一条城市与农村互助双赢的新路，这当然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2002年下半年，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给成都的各级领导布置了一个任务：熟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所著的《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思考成都未来改革的方向和方法。2003年，李春城担任市委书记之后，更是逢会必讲城乡一体化，把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前我们这儿可真穷，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变成城里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连城里人都羡慕我们。”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的曾华美感慨政策变化的受益。

　　所谓“三圣”，就是三国时的“刘关张”古代英豪，但刘关张的大名现在大概要被“五朵金花”所掩盖了。幸福村的“幸福梅林”，江家堰村的“江家菜地”，红砂村的“花乡农居”，驸马村的“东篱菊园”，万福村的“荷塘月色”，并称成都市的“五朵金花”，以花乡农居景区为特色，现在已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曾家花园的女主人曾华美就因政府扶持富了起来，300多平方米的曾家大院经营农家乐，忙得不亦乐乎，每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全家人在城里买房买车。

　　从原来的年均收入600元，到现在的超过10万，哪个好哪个坏？这笔账谁都应该算得出来。可是在政策推行之初，三圣乡的农民心里却在打鼓：“万一亏了可怎么办？”不只曾华美一个人心里有这样的顾虑，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小富即安的心理让他们对锦江区政府的工作满腹狐疑。

　　为了加快三圣乡的发展，锦江区政府设计出“政府主导、集体运作、农户参与”的农家乐旅游发展模式，第一次，投资1.2亿，完善了路网、通讯、引水、供电、供气等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第二次，区政府按人均35平方米的宅基地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补助农民，引导农民建设农家乐设施。但是国家只补助80%，个人还需要承担20%。尽管基层干部苦口婆心，心中有顾虑的农户还是持观望态度，只有少数穷则思变的胆大者愿意尝鲜。

　　结果，这几家“吃螃蟹”的农户很快富了起来。毫无疑问，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看到甜头的观望户不需要干部再费什么口舌，就纷纷要求加盟。事情就这么成了。

　　三圣乡绝不是成都市唯一的个案。龙泉桃花节也办得红红火火，一点都不差钱。

　　记者来到龙泉山下，映入眼帘的是山上成片的桃花林。2003年至今，这里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桃花节，声名远播，俨然已经成了成都市民踏青赏花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桃花节火了，“每到节假日，这里的停车就成了问题。桃花节开幕的那一天，市区通往这里的交通干道常常堵车。”龙泉区的负责同志多少有些骄傲地说。

　　桃花节火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是迅速翻番，现在每年吸引了280万游人前来度假，在为期10天左右的花期内旅游收入达亿元以上，切切实实地为农民带来了实惠，在这里，在最短的时间内脱贫致富肯定不会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梦想照进了现实。

　　让农民幸福起来

　　田园城市，不仅要“好看”，做些形象工程，更要从根本上让农村富起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平算了一笔账，要让一个农民变成城市居民，需要20万元的投入，正是因为投入的巨大，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因此，事实上，每年成都只有10万-20万农民能够享受到改革成果，而现在成都还有600万农民。

　　解放思想，群策群力，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办得有声有色，雷声大，雨点也大，农民的幸福指数，自然是大幅度提升。

　　还权于民，成都可以说做到了实处。2008年3月3日，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率先启动农村产权改革。当月，该村的35位村民首批拿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2008年10月13日，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在高新区正式挂牌，一场“农屋新政”悄然在成都农村掀起风暴。

　　农村产权流转，这意味着，今后，农村的土地产权也可以买卖。加快了农村市场化的脚步，却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因为地方政府拿地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了。但是成都市委相信，解决“三农问题”要比政府靠买卖土地赚得的收益重要得多得多。让农民幸福起来，则是当前工作的重心。

　　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传敏认为，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是在脚踏实地地进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浮夸，不好高骛远，是崇高的理想和务实精神在当下的结合：“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实质上是把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提到了战略层面，这一目标的提出，是成都做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而且，他也认为，通往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道路，必然是一条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的道路，这些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归根到底的目标：让成都市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民主化试验田

　　2010年3月2日，《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城乡统筹的改革样本——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的近万字长篇报道，探讨成都实验的成功经验。以这样的篇幅来报道成都的变化，实在是因为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成都的改革从表面上来看，是简单地为农民谋福利，其实另一方面的努力恐怕将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成都实验，其实质，也是中国进一步民主化的试验田。

　　成都注意“民主议事”，最大程度上尊重民意。比如，在村委会里，由村民投票选出大家公认的代表，组成 “议事会”，民主解决这些棘手问题。有了“议事会”的参政议政，每一笔钱怎么花，不再是村干部说了算的内部机密，而由群众民主决议决定资金的去向，做到公开透明，老百姓自然服气，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因而得到有效加强。

　　在成都改革的过程中，另一大亮点是干部选举的民主化。李春城也认为干群关系是建设“田园城市”的重要保障：“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构想，关键在干部，难点也在干部。”

　　高高在上的干部形象如此深入人心，现在，他们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成都，已先后有74个乡镇开展了党委书记公推直选，86.4%的社区、93.5%的村党组织书记由公推直选选出，百姓的选票直接决定了基层干部的任用与否，干得好，大家自然选你；干得糟糕，或者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不起，直接选你下台。

　　让广大民众来监督官员，如是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就像活水公园中的污水处理系统一样，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制度，水，活了起来，清者自清，浊者，也许亦能由浊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