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云南龙陵

　　“这一次在松山已经快两个月了，几乎每天都在山上查看阵地，之前我已经来过松山30多次。”2010年3月22日中午，已经58岁的戈叔亚一边不断拨开山路前方的树枝，一边兴奋地说着，“日本军队修建的这些松山阵地比过去任何人想象的要庞大复杂，保护也比想象中要好得多，这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这里偏僻没有开发所以自然而然地保护下来了。”

　　2010年初，地处中缅边境地区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为推进“文化旅游强县”战略，决定对松山抗日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普查。

　　作为龙陵县政府特聘的“二战历史顾问”，戈叔亚现在每天除了参与各种具体工作，还肩负着与外界信息交流的重任。对于许多对滇缅抗战历史有兴趣的人而言，“戈叔亚”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一个必须提及的人。他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念过大学，后下海经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自学、研究二战中的滇缅战史。

　　现在，戈叔亚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滇缅抗战专家”，他从20多年前被警察查捕、至少3次被迫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到现在被政府列为座上宾，其间也折射出中国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偶然相知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情况是这一段真实的国家历史竟然曾经被虚无化，我曾经在中缅边境、滇缅抗战的重要战场地之一腾冲县当过兵，后来又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4年书，但是无论哪一段经历都没有让我知道丝毫有关滇缅抗战的情况。”戈叔亚说，“后来，我偶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了日本人服部卓四郎著的那本《大东亚作战史》，从这本书上我首次看到松山作战的资料叙述，当时还有点将信将疑。”

　　大学毕业后，正赶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袭击，戈叔亚没有“按部就班”地进入吃财政饭的单位，而是和原来在工厂的几名老同事一起开办起了公司。“下海”给他带来了思想和时间上很大的自由，1985年6月，他借到怒江西岸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出差的机会，终于第一次正式踏上了松山。

　　“之前一次在腾冲县出差，我去到了当时还是县党校场所的‘国殇墓园’，马上被眼前情景惊呆了。除了一块有云南著名人士李根源先生题有‘民族英雄’的石碑，整座山上的墓碑都被砸毁了。”戈叔亚说，“当时有一个在现场劳动的工匠告诉我这些墓碑是‘文革’期间被破坏的，现在政府才出面重新修复，除了痛骂‘文革’中混乱、恶劣的种种人和事，表达了对中国远征军抗日行为的钦佩，老工匠还特意对我讲起了松山的故事。”但当戈叔亚希望刨根问底时，对方欲言又止，显示出难言的苦衷，给他心中“留下了许多迷雾”。

　　但是工匠的话语和态度已经激发了他内心的一种探索力量。随后一年里，戈叔亚做了许多准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并且主动和许多中国老兵包括海外华人、美国老兵甚至日本老兵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松山日军的幸存者木下昌已、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外孙John Easterbrook，而且都成为了“熟悉的朋友或好朋友”。

　　在各种资料研究和交流中，戈叔亚发现很多人的兴趣都集中在一个不同的名称，但却是同一个地点上：中国人叫“松山”；美国人叫“高黎贡山系间一座长满了松树的山”；日本人则叫“拉孟”。而关于这次作战经过和双方损失情况，中国国内的记载甚少，并和海外资料出入很大。

　　终于，他对松山、乃至整个滇缅抗战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渐渐觉得自己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了。就这样，带着多年的困惑、压抑，甚至是悲哀的心情，戈叔亚终于到达了松山，并从此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他说：“那时候，我真正有兴趣的不在于填补历史记载上的空白和更正误差，而在于寻找至今活着的人，面对面地听他们谈论对战争的感受，亲自到故战场上用心灵紧贴着烧焦的、渗透了污血的土壤去感受它对数十年后的震撼。”

　　1985年6月，当戈叔亚筋疲力尽地到达松山一处山顶时，那些蛛网般纵横交错的战壕，坍塌的暗地堡和阴深的枪孔，星罗棋布的士兵掩体……把曾经从军6年的他惊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回忆说：“所有的这一切，迫使任何一个偶然踏上这块土地的人都必须不容置疑地相信，这里曾经发生过可怕的战争，我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表现着那幅惨烈的战争图景和那段血染的历史。”

　　他表示，日军拉孟守备队在松山建筑的防御工事十分完善和复杂，是专门从缅甸调集工兵联队修建的。其有表面战斗部分，即大量视线良好、事先精确测量了距离的观察和射击孔，隐蔽良好的地堡和上面覆盖着土壤的交通壕、坑道，使整个松山阵地在火力支援上，无线电、有线电通信联系上以及人员来往上全部联成一片；第二层是人员休息、居住部分；第三层是后勤保障部分，包括发电室、用缴获的汽车发动机改装的电动水泵抽水系统、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物的储藏，野战病院和供军事人员解决性需求的慰安所等等。

　　“这个组织严密、设备完善的‘蚂蚁洞穴’是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有些日本老兵还专门发表过松山防御阵地从勘察、设计、施工到使用的回忆录，当时的日本南方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大将还曾经到过松山阵地视察。”戈叔亚说，“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事情，以前中国大陆方面几乎无人所知，就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而在松山下的许多村庄里，戈叔亚发现村民们多年以来都把收集、出售战场遗留的金属物品作为一种生活来源：人们用日本军刀和枪刺杀猪宰羊；用日本军用水桶到曾渗透浸泡过尸体和血水的日本军指挥部的蓄水池或村头的水塘里挑水；劈柴时可以看到树缝里掉落在地的一粒粒子弹头；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堂火用一个坦克齿轮和轴承围绕着，饭锅是用日本飞机残骸的铝片制成的；而男人的烟嘴的金属部分也是用大口径的机枪弹壳制作的……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沿线，绝大多数城乡民舍都披盖着松山战役后留下的铁皮——上面基本都弹洞累累。

　　“50多年来，这里的男女老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坑壕，这里的每一件战争遗物和它们的来历和功用。”他说。

　　随后，松山、滇缅抗战等这些本与其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成为了戈叔亚个人研究的范畴，甚至成为了他生命的大部分内容。

　　视野扩大

　　由于缺乏政府背景和经济力量的支撑，多年来戈叔亚的工作只能自己完成，或者依靠个人关系寻得一些帮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田野调查学者’或‘民间学者’”，一边研究一边还要想办法谋生。

　　随着抗战知识的积累，戈叔亚的能力和雄心也在积累，他觉得应该把视野扩大，走得更远。除了关心松山战场遗迹，他还做了许多与滇缅抗战历史有关的事情。自1997年以来，戈叔亚不断自发或者被媒体、政府邀请到滇西、缅甸和印度调查、考察，寻找遗留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中国远征军抗战的历史和滇缅抗战的烈士墓地，并不断在媒体上发表相关文章，参与制作一些电视纪录片，更成为了美国《中缅印战区老兵专刊》(《EX-CBI ROUNDUP》)杂志的作者和朋友。该杂志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地区有着巨大影响，所有关心二战历史，关心滇缅抗战的人都知道它，并把它当作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1997年，戈叔亚参与了寻找驼峰航线坠落的中国航空公司第53号飞机。后来美国飞行员汉克斯继续来中缅边境的山上看望，使53号飞机和驼峰航线的故事得到广泛的传播。2000年，当时的中美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布什分别为这架飞机的飞行员题词。

　　2002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戈叔亚在贵州省晴隆县找到了著名的“24拐”，这个地方很长时间被认为是在云南的滇缅公路上，并已经成为了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的标志性形象。

　　类似的寻找美国军人和传教士遗物，以及收集相关文字图片、编排赴美文艺节目等工作，戈叔亚做了很多。“由于我对滇缅抗战研究的深入与执著，国内外许多人都愿意把相关资料提供给我，让我有了更多的了解机会。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在中国国内似乎逐渐被人忘却，可是在海外，至今仍把有关的美国人、海外中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当然还少不了日本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感觉他们一生的时间和空间，好像永远停留在1942~1945年的缅甸和中国云南的热带密林丛中以及印度的军营里，其他时间和空间对他们好像没有多少意义了。”他说。

　　对于此次龙陵县大力度对松山战场遗迹进行普查，戈叔亚自然非常支持和高兴，“这项工程的投资非常巨大，地方政府肯定无力承担，完全向国家申请资金也不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市场运作，即向外招商。甚至可以和包括美国、台湾地区等的海外人士探讨合作开发松山的可行性。” 戈叔亚说，“无论如何中国是战胜方，应该有着更自信和更宽广的胸怀，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必须发挥智慧，把握好其中政治红线与经济发展的尺度，那么松山战场的重建也就有希望了，否则只会一直放着、等着。”

　　自2010年初在松山开始普查工作以来，戈叔亚和新同事们每天像搜山抓罪犯那样搜索着战场遗迹，按照当时中日美军的记录和地图，把所有的战壕、交通壕、掩蔽部、堡垒、野战医院、野战住宿地、观察哨所，甚至机枪火力点等都找到，同时请人清理杂草和沉积物，对个别地方进行挖掘复原；然后由“测绘组”把所有战场遗迹精确地标注在1∶1000或者1∶500的地图上，同时弄清楚日军、中国军队和老百姓分别对这些阵地的称呼。

　　另外，他们还用保留下来的中日美军队几十张照片进行了实地对照，凡是有背景参照图的照片大部分都找到了拍摄的地点。

　　“日军的阵地和编号以及这些阵地的功用和战斗是非常复杂的。”戈叔亚说，“有时我独自在一处小小的地面上围着日军的这些阵地一次一次无休止地转，那种对战争的感受是很难表达的，有时甚至是对日军士兵，甚至对日本那个民族的钦佩，总之感悟是很特别的。”

　　戈叔亚表示，这样的普查是任何的战争田野调查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从来没有对一个战场进行过如此严密漫长的调查，其中一个原因是其他地方没有保存完好的战场，就是全世界也非常少见。

　　“口述组”则按照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村寨70~80岁的老兵、老人排列，一位一位寻找采访，并用录像记录下来。戈叔亚说：“居住在这里有60多年的老人，许多是战斗一结束就跑到战场上去参观和找一些有用的东西，然后几十年来一直挖掘破铜烂铁卖钱，所以他们对战后敌我双方的尸体遗骨，阵地和阵地上的东西都非常了解。比如他们知道哪些地方子弹壳多，哪些地方炮弹破片和炮弹壳多，这样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知道当时战斗的情况。”

　　最后，戈叔亚和新同事们要写出一份非常详细的松山普查报告，主要由《松山战役笔迹》一书的军方作家余戈执笔。由于龙陵县要把这个报告出版发行，所以报告将按照商业出版的标准来写。

　　一生向往

　　曾经发生在滇缅地区的那些抗战历史故事，近期更被《我的团长我的团》、《滇西1944》等电视连续剧大肆渲染，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那些“从滇西边陲到缅北丛林”里的历史故事，更知道了松山。龙陵县人大的邱湘玲说：“这些电视剧让我们当地人非常感动，也非常自豪，因为那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家乡。那些抗战的历史事件和战场遗迹使我们这里形成了浓厚的抗战文化氛围，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

　　她表示，戈叔亚这样的民间学者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政府层面无法做的，比如与日本和美国一些人的民间往来。

　　如果稍稍了解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变化，就会觉得今天的一切其实来之不易，包括戈叔亚的命运变化也一样，他自嘲“衰也滇缅抗战研究，成也滇缅抗战研究”。在外界看来许多惊心动魄，甚至津津乐道的经历和故事背后，却背负着他个人命运的酸甜苦辣。

　　戈叔亚说：“当时一些特殊部门对我的监控和刁难令我非常难以接受，我觉得自己仅仅是为了研究那些光荣、悲壮的抗战历史，能有什么错？即使他们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败走台湾，但是他们也是中国人，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战的。”不过他也表示，后来慢慢认识了自己的思想冲动，自己对政治环境的低估，很多事情不是个人力量能够改变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排斥、怀疑戈叔亚，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也有许多人明里暗里关心和帮助他。一名云南外事官员甚至找到有关部门替他担保，为他拿回了以前被没收的研究资料。

　　“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我也渐渐适应了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明白了哪些问题是不能跨越的红线。”他说，“这样也让我在继续研究滇缅抗战的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空间，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同时不再受到莫名其妙的刁难。”

　　很多朋友问过戈叔亚，为什么会对滇缅抗战历史如此痴迷，甚至搭进了差不多半个生命？他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钱，或者说我是个没有赚钱能力的人，所以我只能选择这样的人生目标来体现自己存在的意义。换言之，如果我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一个有钱人，也许我就没有这样的兴趣和韧劲，愿意冒这么多风险来进行这些工作了。”

　　的确，在他从相知、介入到沉醉于滇缅抗战历史的近30年里，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孤独、窘迫、贫困、危险……他都经历了，并且走过来了。

　　“许多日本人、美国人或台湾人来云南的目的之一就要和我见面，和我畅谈滇缅抗战历史，甚至希望和我一起四处走走看看，这一点让我很有做人的满足感，同时也有着必须继续学习、坚持研究的压力感。”他说，“在有生之年，我仍然愿意投入这些工作中，或者说会把他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来钻研。既要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更要对得起历史的真实。”

　　2008年12月9日，戈叔亚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博客，截至2010年3月，点击数已经超过70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