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在与中原民族相互激荡、融合与交流中，创造出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草原文化。4月18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与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无极指出，草原文化产生过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天文历算、石窟寺庙和胡吹乐舞。

　　变异文字

　　“变异文字是草原文化的显著特征。与中原民族一脉相承的汉语言文字不同，草原民族语言文字同属阿尔泰语系，分属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有鲜卑文、突厥文、回纥文、契丹文、女真文和蒙古文。”无极说。

　　无极认为，根据屈指可数的少量匈奴语汇，可见匈奴当时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主要使用的还是属于本族的语言。

　　《魏书》中说，拓拔鲜卑其先“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并未说后来何时创制文字，但有鲜卑文应该毋庸置疑。而在《隋书》之前的《北齐书》中又有“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盘经以遗突厥可汗”之说，这实际上在说突厥有文字。

　　突厥文是继鲜卑文又为突厥所创造的一种新文字。分为契丹大、小字的契丹文在辽代与其并行的是汉文和突厥文。

　　与契丹相似，女真在金代通用的是契丹文和汉文，同时又根据契丹文和汉文创制了女真文，其创制形式也分为大、小字。女真贵族统治集团，为了便于学习和利用汉族儒家经典，曾用这些女真大、小字译制“《孝经》千部”，并设译经所翻译了大量汉文经史。

　　比较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5种草原民族语言文字，也许除突厥语外，蒙古语言及其文字是最为复杂的一种语言文字。同时除突厥文以外，蒙古语言文字也是目前仍在广泛流行和使用，并且还在发展与变化的语言文字。无论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和女真的语言文字，还是蒙古族的语言文字，相对于一脉相承的汉语言文字而言都迥然不同，可以说都有极大的由兼收而致别创的变异性。

　　思想载体

　　“宗教哲学是草原文化的思想载体，哲学产生于宗教，所有草原民族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宗教哲学，或者说是一种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哲学，但它依然是一种哲学，一种民族的思想和幻想的源泉。”无极说。

　　无极指出，统治者用来竭力渲染和美化自己的天命观，就来自草原先民“还没有获得自己”时的“自然意识和自然感觉”所最初信奉的萨满教。

　　随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并逐步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多神崇拜也逐渐转向一神崇拜。人们在“盖天”和“天圆地方”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天视为自然界的阳性根源和永生不灭的灵体，从而形成了人为化的宇宙观念“腾格里(天)”。

　　到了“星天翻转，诸国征战”的成吉思汗时代，虽“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然而，古老的“腾格里(天)”却愈来愈不像一个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对不停运动并瞬息万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愈来愈不能自圆其说。于是，萨满教的天命观，也就只好让位于成吉思汗具有无神论特征和人本意义的“天力论”。

　　如果说成吉思汗“天力论”的口号和行为改变了“腾格里(天)”中天人的对位，从而以人力和天力的齐一使“天人合一”，是人本思想的萌芽，那么，忽必烈“应天至诚”观的提出和实践则摆脱了萨满教义“天命”的禁锢，从而以“至诚”对应“天意”（即“道协天人”），成为一种人本哲学。

　　在蒙古族以及整个草原民族的思想史上，成吉思汗的“天力论”和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认知科学

　　无极说，《史记·历书》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戎狄”。所谓“畴人”，即懂得天文历法的人，看来是他们首先把“周室”的时空观念和制度带到了诸夏和“四夷”之中。

　　无极认为，西汉时期，匈奴率先接受中原历法。这种关于探索空间形式和时间序列的“天学”，直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在中原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发明和创造之后，才在草原民族中获得较广的传播、较多的使用和较大的进步。

　　匈奴的前赵首造“浑仪”又设“土圭”，羯胡的后赵建天文历法机构和天文台；卢水胡的北凉利用汉族知识分子赵欧为其制定《元史历》，突破十九年七润的旧润法，提出六百年二十一润的新润周。

　　成吉思汗的崛起和元朝的统一，又促使蒙古族的天文历法进程发生新的变化。耶律楚材根据随成吉思汗西征时所获西域历法编修了《西征庚午元历》，在书中首创中国的“时差”理论即后来欧洲人提出的“地理经度”概念。

　　如此等等，都是草原文化在天文历法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代表。同时，草原民族在数学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元朝，经过成吉思汗三次西征，大批回回数学特别是像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这样的古希腊数学名著的阿拉伯文译本由中亚学者扎马鲁丁带到中国，极大地激活了中国数学。

　　精神建构

　　无极认为，石窟寺庙映衬草原文化的实体精神建构，这些宗教建筑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

　　无极说，佛教真正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之时，到了南北朝因统治者的需要和提倡，其势始盛。北魏王朝不仅广建寺庙，还开凿了许多洞窟，这是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和草原文化的一大创造。北魏以降，所开石窟最著者计有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莫高窟和榆林窟等数十座大型石窟群。“佛道流通”入辽，不甘因袭的契丹人还大造其塔，诸如万部华严经塔、佛宫寺释伽塔、天宁寺塔、崇兴寺双塔等都是众多辽塔中的上乘之作。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教因为得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等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不仅其教大兴，连佛教建筑风格也再次为之一变，大建喇嘛寺庙。据有关资料显示，前后200年间，在清政府的大力扶植和直接资助下，中国北方草原相继建起喇嘛庙1200余座。

　　心灵诉求

　　无极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草原民族的音乐歌舞直接来自于他们的生存方式和对自然、动物和人的斗争历程，这也是草原文化的心灵诉求”。

　　无极论证这个观点时指出，匈奴人十分爱好音乐，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三次入朝，汉帝除赐冠带衣裳、金玺紫绶，还赐竽、瑟、箜篌等乐器；后及东汉，北匈奴也求“和亲”并请再赐中原乐器。

　　在匈奴大部内附或西迁之后，其卢水胡一支所建的北凉，还将西域的《龟兹乐》融入秦汉音乐，创造了珠联璧合的名乐《秦汉伎》。

　　鲜卑继匈奴而起，其马上之乐更是继匈奴的胡笳而达到新的境地。拓拔鲜卑除沿袭汉制，搜集、整理大量南北古乐并创制大型宫廷乐曲外，还利用倡乐和俳优大兴传播宗教教义的宗教乐舞。

　　契丹人也能歌善舞，“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横吹乐”，同时还有莽势舞、臻蓬蓬舞、反弹琵琶舞、假面舞和剑舞等。

　　女真继契丹之后，也创造了不同凡响的音乐歌舞，一首流传至北宋京师的《臻蓬蓬歌》，使得“人无不闻其音而效之者”。他们的宫廷祭祀乐舞，可谓创造了中国北方草原最早的大型声乐、器乐套曲联奏并伴以舞蹈的综合艺术。

　　素负盛名的元曲和蒙古族歌舞，是历代草原民族戏曲与歌舞的集大成者。元朝在典礼祭礼时所用的宫廷雅乐名为《大安之乐》，并有专门表现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文治武功的文、武二舞。由金杂剧和诸宫调吸取我国北方各类音乐歌舞和各种乡谣俚曲还发展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蒙古族的民间歌舞更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也。即至忽图刺为合罕，于豁尔豁纳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那低回柔和的马头琴和宽广辽远的长调，还有那些热爱草原、怀念母亲、思想亲人的歌儿，是草原民族和人民生命与心灵的真正倾诉!

　　本报记者 张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