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政协云南省委员会网站上转载了一条新闻，宜良县一政协委员无故缺席两次政协全会，被取消了政协委员资格，两个缺席一次全会的政协委员被通报批评。这是云南省首例因无故缺席会议而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的案例。一时间，宜良县政协对委员的管理和考核制度被社会各界强烈关注，该制度也被认为是在全省率先开始了政协委员退出机制的探索。但也有省政协委员提出，委员为何不愿意参加会议的原因更值得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越到基层越得不到重视，也许委员不参加会议是一种抗议。”

　　背景

　　退出机制的不健全

　　有省政协委员认为，少数委员无故缺席和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之所以长期存在，与政协委员退出机制不健全有关。正因为没有一套完善的退出机制，所以才导致了“政协委员能上不能下，任职容易免职难”的现象。

　　2008年7月，在宜良县政协出台政协委员管理及考核办法的初期，这一制度并未引起舆论的太多关注。如果没有这次的“动真格”，或许很少有人会知道该制度的具体措施是什么。正是这个原因，该制度出台近两年后，首次被置于舆论漩涡之中。

　　宜良县政协委员管理及考核办法的核心，在于对政协委员的责任、义务、履职进行了量化规定：在每届任期内，政协常委无故一次不全程参加全体委员会、常委无故两次不参加常委会议，给予通报批评；常委无故累计缺席3次或请假累计超4次、委员无故累计全程缺席2次或全程请假3次，视为自动辞去常委、委员职务。此外，政协委员任期内连续两年未反映一条社情民意或未提出一件提案，换届时县政协党组将建议该委员不再连任。

　　这一考核办法，实际上针对的是少数虽有委员头衔却从不参加会议，或从不履行职责，即完全意义上的“失声委员”。然而，针对缺席会议者或“失声委员”，即使是政协云南省委员会也没有具体规定是否取消其委员资格。实际上，无故不参加会议或不履行职责的，也包括少数省政协委员。在每年的省“两会”上，省政协全会均有缺席委员，但此前谈到对这样的委员是否有具体处理办法时，省政协有关领导并没有明确表态。这其中，文艺界委员缺席政协全会曾经饱受争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09年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文艺组会议现场曾出现过短暂的争论，焦点就是委员是否可以长期不出席政协会议。虽然有争论，但并没有深入到是否取消资格的程度。今年的省“两会”上，文艺组仍然有人针对少数委员长期不出席会议提出异议，但最终不了了之。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会议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会议的资格。

　　然而，章程中并没有具体提出哪些行为属于撤销委员资格的范畴。有省政协委员认为，少数委员无故缺席和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之所以长期存在，与政协委员退出机制不健全有关。正因为没有一套完善的退出机制，所以才导致了“政协委员能上不能下，任职容易免职难”的现象。

　　意义

　　滞后的探索性进步

　　宜良县政协通过建立制度，对极少数不参加会议、不履行职责的委员进行约束，实则是对委员的一种督促，而并非威胁，这在云南是一种探索。实际上，云南对“不作为”委员的管理已经稍显滞后了。

　　素来以敢讲敢说著称的省政协委员宣科认为，此次宜良县政协因委员长期不参加会议而取消其资格的事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往，除非委员触犯法律，或出现重大违法乱纪行为，否则鲜有被除名的情况。而针对缺席会议的委员，政协大多以通报的形式处理，并未涉及惩罚。而此次宜良县政协敢于把委员除名，可以看作是在委员考核管理上迈出了一大步。

　　在宣科看来，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参政议政的重要载体，受邀成为政协委员，必然在某些方面非常优秀，必然具有独特的能力，但如果长期不参加会议和履行职责，委员身份便仅仅是个头衔，空有荣誉，取消这样的委员的资格无可厚非，“除名的最大意义在于，说明政协不是吃闲饭的地方，而是要你确实参政议政。”

　　省政协委员赵应东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政协全会是政协参政议政、行使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平台，如果没有出国、生病等原因，无故缺席就是不履职。宜良此举在云南是一种创新，其做法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政协委员不应该只能上不能下。他还建议，在制度中建立委员的履职档案，对委员工作、履职进行记录和考核。

　　此前有评论称，政协委员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应始终把责任放在荣誉前面。极少数政协委员无故不参加政协开展的活动，无论他有多么充足的理由，都是一种“不作为”的表现，都辜负了人民的重托。

　　紧随这种评论，有一种声音认为，宜良县此举对政协委员是一种威胁。

　　对此，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曾华认为，宜良县政协通过建立制度，对极少数不参加会议、不履行职责的委员进行约束，实则是对委员的一种督促，而并非威胁，“贵州、广东等省份早就已经有了这个制度，我支持这种做法，这在云南是一种探索。”

　　正如曾华所说，今年3月30日，在大同市政协召开的十二届九次常委会上，有两名市政协委员因年度考评不称职，被取消了委员资格；去年，太原市政协召开常委会议，按照有关规定，劝辞并取消了3名“不作为”委员的资格；而早在2004年，兰州政协就出台办法，委员不尽义务将被取消资格。实际上，云南对“不作为”委员的管理已经稍显滞后了。

　　深究

　　政协工作自身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越到基层越得不到重视，也许委员不参加会议是一种抗议。政协委员的“不作为”，与这些年政协委员入口把关不严有关，使得政协委员整体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有所下降。

　　虽然舆论对于宜良县的做法给予了极大肯定，同样也有人并不赞同这样的制度。省政协委员张亚光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即高呼此事“太草率”。

　　从产生过程来看，政协委员首先自愿参与，经界别推荐或邀请后进入审核阶段，审核通过方可成为正式委员。张亚光认为，在现行情况下，少数政协委员本身就不想参与，但政协在选拔推荐委员时只考虑到其代表性，而鲜有考虑其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履行责任，这样的委员长期不履行职责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委员在被提名时便表达了不愿参政议政的想法，此时再以“不作为”对其予以除名，对委员本身有欠公平。

　　另外，张亚光认为，委员参政议政是一个民主培养的过程，不可能按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对委员进行考核。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协对委员具有培训的义务。在每年的省“两会”开幕前，省政协都会对到会的委员进行培训，比如政协委员的责任是什么、如何撰写提案、如何参政议政等。但对于基层政协来说，这样的培训相对较少，以至于少数委员对自己的职责比较淡漠，甚至不把参加政协会议当一回事。如果政协没有对委员尽到教育的义务，而直接取消“不作为”委员的资格，则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比起取消“不作为”委员资格这一结果本身，张亚光更关注委员为何不愿意参加会议的原因。

　　张亚光认为，政协首先应当调查清楚“不参与”的真正原因，比如是不是因为委员的提案没有得到重视，从而挫伤了其积极性等，“政治体制改革越到基层越得不到重视，也许委员不参加会议是一种抗议。”

　　对此，宣科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宜良县以“无故不参加会议”为由取消委员资格，说法上有欠妥当，“委员不参加会议必然有原因，或者是客观原因，或者是主观上不愿意，但即使是主观上不愿意参加，也必然有他不愿意的原因，‘无故’两个字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之前就有观点提出，政协委员的“不作为”，与这些年政协委员入口把关不严有关，使得政协委员整体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有所下降。有的委员甚至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只要荣誉，不尽义务。不少民营企业家虽然愿意加入政协，有人还四处托关系进入政协，有的人成为政协委员后，名片上政协委员的身份总是印在最前面，但这些委员进入政协后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张亚光认为，少数政协委员“不作为”不仅仅是委员个人的问题，也与政协工作不到位有关。他认为政协应当首先把好进门关，选拔时就要对其是否愿意和是否有能力进行严格考核；其次要把握好培训关，让委员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最后要把好纪律考核关，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

　　本报记者 李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