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居然脸皮厚到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把它当作自己的论文提交。真不要脸！”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的以色列教授本·卡南

　　当中国教授需要发表论文以获得晋升时，许多人会求助像陆克谦（音译）这样的枪手。这位前学校教师待在一间狭小的卧室里，用笔记本电脑为教授、学生以及政府公务员——任何愿意付费（通常约300元人民币）的人代写论文。“我觉得替别人写论文没什么错。”他说，“总是有人需要别人帮忙的。”

　　中国学术界的代笔、剽窃或造假现象十分猖獗，一些专家担心，这会阻碍中国推动科研进步的努力。中国政府视科学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不久前还提出今年增加科研支出8％，达1630亿元人民币。

　　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发表于国际刊物上的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国家媒体对此津津乐道。但并非所有论文都经得起细查的。去年12月，一家英国刊物撤下了70篇来自中国某大学的论文，称这些研究结果是编造的。“学术造假、行为不端及违反道德等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这是个大问题。”批评人士把这些现象归因于处罚不力和制度问题。现行制度把职称晋升、奖金与发表的论文数量而非质量挂钩。

　　丹·本·卡南对这种学术剽窃不陌生。这位来自以色列的教授在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已执教9年。2008年，一位同事向他索要一篇论文作为参考。而这篇论文的主题，正是他本人写的有关1933年日本占领哈尔滨期间，一名犹太人音乐家被绑架和谋杀事件的研究。本·卡南说：“他居然脸皮厚到在我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把它当作自己的论文提交。真不要脸！”

　　发表论文的压力催生了代写热。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去年在中国有将近10亿元人民币用于买卖学术论文，比2007年增加了5倍。学术造假现象的独立调查人方舟子说，他本人和志愿者每年要曝光约100起学术造假事件，通过网站公之于众。他说：“最常见的是论文剽窃和夸大学术成就。”

　　美国俄勒冈大学中国科学政策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特迈耶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科学体制，到90年代初，学术研究的问责和评估仍然薄弱，现在的问题可追溯至这两个时期。他说，中国想寻找现成的成功做法，于是仿效西方制度，开始注重高质量的论文发表，但效果喜忧参半。

　　萨特迈耶说，这些问题可能会挫伤中国志当全球科研领头羊的雄心。他说：“中国科学者在一个充斥学术不端的环境下研究，我怀疑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会不太愿意跟中国同行合作。”

　　（：：美联社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