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民政部前往玉树灾区协调的负责人回到西宁，这是该部门在震后第二次进行前线协调负责人轮换。

　　在中国的减灾体系中，国家减灾委员会由30多个部委成员参加，根据不同灾情，不同救灾阶段由各个部门牵头运转，其办公室常设在民政部救灾司。

　　此次常驻玉树的民政部派遣人员，除协调全国各地运往灾区的物资外，还要承担灾情评估的协调汇总工作。

　　本报记者专访了民政部救灾司司长邹铭，了解地震发生后，从确立调整响应级别、协调各地各部门参与救援，到灾情评估与重建的一整套政府工作体系运作情况。

　　救灾体系响应更加迅速

　　《21世纪》：汶川地震至今两年，此次玉树救灾工作的组织动员和响应，是否有进步？

　　邹铭：在制度化上，相关管理办法都能迅速出台。比如，在震后第四天，我们就确立了受灾群众的临时生活救助办法。而在汶川地震时，是在震后一周左右才开始筹备此事的，由于需要各部门协调，以及调研面较大，出台的时间就晚了不少。

　　《21世纪》：这次地震对健全国家减灾体制有何价值？

　　邹铭：从国家减灾的角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全民减灾意识，我们一个口号是“从社区做起”。这些都更需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到群众都有风险意识。当然，没有相关法规的保障也是不行的。

　　总指挥部和下属各组，主要是制定省级部门无法出台的政策，调集资源支持，协调青海省和其他救灾主体的工作。而现场指挥部则负责具体的指挥调配落实，灾害发生地的政府则是直接指挥者。

　　救灾司下派的人员，首先作为总指挥部在前方的联络组，同时也参与一些当地指挥部的工信息交流和协调，双方建立了24小时随时沟通协调机制。

　　开始震区灾情评估

　　《21世纪》：为什么从汶川地震开始，灾情评估报告都是由民政部牵头开展的？

　　邹铭：主要还是因为国家对民政部的“三定方案”中，明确了民政部承担这方面的职能。但民政部在报告调研起草中，也需要借助地震、国土、统计等部门的评估力量、已有数据和观测结果。

　　《21世纪》：灾情评估中涉及对损失的匡算，这和灾后重建的中央资金补助是否关联？如何避免在地方填报的数值和实际情况有落差，影响重建资金需求的计算？

　　邹铭：对于灾情评估数值和重建资金总量，我不否认他们存在关联。但是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评估体系。

　　灾情评估针对的是直接经济损失。比如有的农民土坯房倒了，我们计算直接损失。但未来肯定要建设钢筋框架结构的房屋。因此，灾情评估并不直接是今后重建投资的依据。

　　另外，灾情评估和重建有关的，还包括划定是受灾的范围，要划分极重灾区、重灾区和一般影响区。重建时就会有一些重点关注的地方，在民生以外某些领域会有不同的补偿力度。

　　评估数据和地方上报数据之间，差异肯定是存在的。评估有一系列方法、模型、标准，最终得到结果。当然，这个结果也肯定要各方能够接受认同。

　　《21世纪》：给钱的人和花钱的人，利益肯定会不一样。如何进行协调？

　　邹铭：每一次的评估，结果和过程都是要和地方政府“见面”的，总体的原则还是客观、科学、相对准确。汶川地震时，民政部和川、甘、陕三省协调会开了很多次，李学举部长多次亲自主持。我们对每一种方法，每一个参数的选取，都要告知地方政府。

　　有一些填报问题，通过简单和统计数据比对，就可以发现是不是客观，这个并不是很复杂。

　　《21世纪》：那么在震区重建中，民政部救灾司能发挥什么作用？

　　邹铭：总指挥部新成立了重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是牵头单位，民政部是成员单位。救灾司仍然是其中的主要职能部门，有三方面主要任务：一是农牧民房屋重建；二是灾区福利机构重建；三是提高灾区未来的防灾减灾能力要建设一些设施。

　　每一笔捐赠都尽量有反馈

　　《21世纪》：对民间组织和政府在救灾协调上，善款使用上，前期是否做了一些具体安排？

　　邹铭：这次我们的相关政策策略，还是从更快速地动员民间力量，更有效地体现民间力量的作用出发考虑的。比如说，我们向国务院建议，此次救灾不统一下文发动全国性的捐赠。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体现捐赠行为首先应该出于自愿，国家动员民间力量应该慎重。

　　为了进一步公布规范捐款行为，这一次我们就规范在前，通过章程宗旨，组织公信力、业绩等筛选了15家接受公开捐赠的慈善基金会。汶川地震时，我们是在中期时提出报备制度补救，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多头劝募、多头接收，带来管理混乱。

　　《21世纪》：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民间组织接受募捐，主管部门有能力一一核查吗？

　　邹铭：这当然还是个规范、引导的过程。我们的文件中也规定，不在这15家之列的机构，要把善款转到指定机构，民政部门对此有指导的责任。

　　《21世纪》：这会不会让人感觉，除了这些和官方紧密的民间组织，其他民间组织的空间被压缩了？

　　邹铭：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不是空间被压缩，而是让它更规范。很多组织接受捐赠后，捐款到底用到灾区没有，是否向捐赠人反馈信息，我们都没法掌控，所以我认为指定接收还是必要的。

　　今后的救灾中，这15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已基本囊括了符合标准的社团、基金会。其他组织如果想发挥作用，我觉得可以在“接受委托”上做一些工作。

　　《21世纪》：这么多钱集中起来，怎么监管，并有效使用？

　　邹铭：我想首先捐赠人的意愿要充分尊重；其次，我们会提出捐赠使用的指导性意见。我们希望，这次善款还是重点用于灾民的长期安置和灾区恢复重建。

　　对于资金的监管，前不久中纪委、监察部已有规定，我们要执行。在此次资金使用中，我们希望试行探索“项目认领制”。现已起草了框架式意见，准备报国务院和有关部门。

　　《21世纪》：如何理解“项目认领制”，它是否能消解大家担心政府对善款支配不当的担忧？

　　邹铭：“项目认领制”是指在重建规划项目中，搭配使用捐赠资金，并把这些信息公开透明。有的可能和财政投入项目搭配，捐赠资金使用的重点还是在民生领域。

　　汶川地震时，很多项目是对口支援，各省所接收的捐赠资金，都自行统筹安排使用，很多就和财政同时进入项目，最后就不好分。

　　大家就会误解，是不是这些资金进入了财政。实际它是当时对口支援的管理体制决定的。这一次灾区无论是范围还是投资强度，比汶川地震小了很多，我们也是想尽力把这种合理的方式探索出来。

　　我想也许每一笔捐赠都反馈信息困难一些，但大额的定向和非定向资金的投向，我们一定以“谁接收谁反馈”的方式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