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无小事。

　　本书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重大历史始末，揭示了政坛风云人物沉浮的深层内幕。

　　此刻历史清白的人都难免遭难，更不用说自己的这个污迹在“革命群众”看来是证据确凿，无疑是革命的“叛徒”和“逃兵”了！本来相比学校里诸多“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自己还是个“小牛鬼蛇神”，原来有望宽大处理，现今他是陷入灭顶之灾，末途已近了！

　　在于会泳陷入危难时，江青实实在在地拉了他一把。1966年10月《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赴京演出。剧组抵京的第二天，前去剧组探望的张春桥就问：“于会泳怎么没来？江青同志要见他。”

　　得知于会泳被上音红卫兵揪回去接受审查，他哼哼道：“这是上音党委有意要整他！”之后江青见到剧组，也亲自询问：“于会泳为什么不来？”于是，十天后，通过“中央文革”对上海市委和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不断施加压力，“牛棚”中的于会泳乘坐飞机被秘密地送到了北京。

　　那天江青在怀仁堂再次审看《智》剧，她又提起于会泳，得知他已经到北京，因有政治问题，没有获准到怀仁堂来。顿时，江青脸上涌上愠色：“他跟我搞戏，会有什么政治问题？”回头就令秘书派车去接于会泳，并嘱咐身边的姚文元代她去剧场的门口迎接。一见到于会泳，江青亲热地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座位上坐了下来。演出结束，上台接见演员的江青返身专门把于会泳叫上舞台，并用手将他推到台中央，和自己并肩接受大家的欢呼！

　　“旗手”的亲昵就是对他政治问题最明确的表态，于会泳没问题！相反，他是受害者！于是，怀着对江青的知遇之恩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的激动之情，于会泳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呕心沥血、百般操劳，对江青感恩戴德，对张春桥更是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1968年春，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到了于会泳面前。上音的院长贺绿汀，早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的眼中钉、肉中刺。“文化大革命”风云初起，他们就将贺绿汀列为思想文化战线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之后又成了上音的头号“牛鬼蛇神”。于会泳“造反”后，一度想将自己的这位恩师也作为“资反路线受害者”“解放”出来，但他的“糊涂”观点当即遭到别人的反对。刚正不阿的贺绿汀虽在“牛棚”受尽虐待，却始终没有屈服，一再准备为自己申辩，他暗中搞的申诉材料被看守发现后，马上被作为“反革命翻案”的典型捅到了市革委，当时的市革委正为新发明的“电视斗争会”缺少高档次的对象发愁，见贺绿汀送上门来，当即决定对他进行全市性电视批斗。然而第一次的电视斗争会，由于贺绿汀铁骨铮铮，在电视机前据理力争，斗争会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