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美国基辛格研究会执行主席，曾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迄今为止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写数十篇封面文章。

　　【访谈动机】

　　时隔六年之后，雷默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聚光灯下。当年他名噪一时，是与一个概念——“北京共识”密不可分。

　　2004年5月7日，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的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首创“北京共识”概念。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也随后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

　　雷默试图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后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于1989年针对拉美经济改革提出的，他们给这个地区开出了一个包括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管制在内的一揽子“药方”。但其推行后果引发很大争议。

　　“北京共识”则是对中国的崛起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概括，强调中国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金科玉律发展起来的。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艰苦努力和主动创新，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和积聚能量。

　　无论赞同与否，雷默的概念创新对于之后中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推动作用。

　　六年后，雷默带着“共同进化”的又一个新概念，重返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2010年4月19日，在这篇题为《该如何思量中国》的《时代》封面文章中，雷默试图对奥巴马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关系给出自己的建议。

　　经历多年的积累沉淀，这位擅长概括的中国观察者，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国内绵延不绝的“中国模式”之争又有哪些启示？

　　【先驱语录】

　　★“北京共识”更符合世界的真实情况，也就是国际社会存在各种差异模式，而非仅有单一模式。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就好比在高速路上行驶，如果旁边不是一辆自行车而是一辆大卡车，你就不得不更留心一些，以确保双方的安全。

　　★“共同进化”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强调西方应当考虑中国的利益需求，并由此发展出一个框架，既能体谅中国的核心关注，也能很有力地捍卫我们西方自己的利益。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李颖 发自北京

　　“北京共识”无需修正

　　《国际先驱导报》：距离你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已经几年时间过去了，你自己认为这个概念过时了吗？有什么修正和调整？

　　乔舒亚·库珀·雷默：我真的不认为需要做任何的修正。“北京共识”的核心内容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关键问题不在于调整“北京共识”的概念及其内涵，而是应该深入探究到底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认为，“北京共识”传达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正在从改革阶段转向了另一个阶段：改革并创新。

　　“改革”的理念是一种组建机制、组织甚至意识形态的非常现代的方法论。它是以既定的框架结构来思考问题的。这是一种线性方法论，认为国家遵循一种线性的发展。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的是，我们当下的世界正处在一种后现代的进程中，也就是说这个进程超越了线性发展，有时甚至能给个人或国家带来无法想像的巨变。中国应当遵循这样的路线。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在规模及复杂性上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现成的解决方案，更无法遵循简单的线性发展道路。我认为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已经采用了一种非线性的发展道路，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成果。洞察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避免重蹈“华盛顿共识”覆辙

　　Q：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打击了世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模式的信心，仿佛当年“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地区遭受挫折的“扩大版”。在后危机时代，重拾你提出的“北京共识”有何意义？

　　A：我认为过去甚至包括现在，都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盲目地恪守“华盛顿共识”，或者说市场机制，只会导致不稳定、不均衡及不健康的发展。其实，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有扎根历史面向未来的性质和理念。但是，“华盛顿共识”认为未来会是个每个国家都实行市场机制、采取同样的政治模式的大同世界，这就背离了历史经验。而“北京共识”承认路径依赖的作用，认为国情不同、初始起点不同会带来结果的不同。所以我认为“北京共识”更符合世界的真实情况，也就是国际社会存在各种差异模式，而非仅有单一模式。

　　Q：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值得被世界各国效仿？

　　A：当我们说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时，我们必须分外谨慎。我说的可以为别国效仿，并非指中国的经济或政治模式可以被别国复制，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创新及按照自身特点和想法寻求发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仿效。这一点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且也唯有如此别无他途。

　　吸取“利益攸关方”失败的教训

　　Q：在“北京共识”提出一个月后，你曾接受新华社的采访，就提出说国外学者仍受要么接触中国、要么遏制中国的二元论的支配，但当时并没有对西方认识中国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时隔6年多以后，你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文章里提出了中美应该“共同进化”。这些提法之间有关联性吗？

　　A：从“北京共识”到中美共同进化，这些概念之间是有联系的，我认为我们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旧有的观念已经行不通了。与我的导师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那个时代相比，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更艰巨得多。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一个能够体现不同观念、实力及变革的新秩序。

　　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美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亦然。所以，中美携手、以及与其他国家一起，重塑这个世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而这需要我们跨越文化的界限，而非进行文化的对抗，那是冷战时代的习惯。这的确需要彻底的新思维和新作为。

　　Q：在西方对中国崛起满腹狐疑的情况下，“共同进化”是否有些理想化？

　　A：西方对崛起中国的疑虑就如同中国对西方是否允许她和平崛起也忧心忡忡一样。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中西摩擦是正常现象。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一个新兴的大国必然会对世界进行重新评估，中国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就好比在高速路上行驶，如果旁边并非一辆自行车而是一辆大卡车，你就不得不更留心一些，以确保双方的安全。

　　Q：为什么美国人热衷提概念？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还有您提出的“共同进化”，这些概念真的对中美关系有帮助吗？

　　A：我不认为只有美国学者热衷提概念，中国学者也一样。问题是创造出的概念应该视中美双方为对等的，而不是一味得要求中国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战略再保证”、“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失败了，这正是因为他们就是西方一味在教训中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共同进化”论试图超越之，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强调西方应当考虑中国的利益需求，并由此发展出一个框架，既能体谅中国的核心关注，也能很有力地捍卫我们西方自己的利益。这是任何健康关系的基石。

　　“共同进化”概念的最重要之处不仅仅在于指出美国和中国都需要改变，而且在于指出世界本身就在发展变化，要求我们有新思维。因此我们必须共同进化，采取比“G2”更为开放的思考方式。面对这样一种世界新秩序，中美双方都应该认识到中美都还不具备足够的外交工具和技能。

　　首先要改变这种情况。这是中美共同进化的第一步。

　　美中均需抛弃过时观念

　　Q：你的最新文章里说奥巴马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需要抛弃过时的二元论。你认为奥巴马政府会认同吗？

　　A：遏制政策曾主导了美国对苏外交。但正如我在文章里提到的，中国不是苏联，亚洲也没有铁幕。如果说莫斯科通过扩张寻求安全，中国的领导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更愿意试着和美国一起来重塑世界秩序，而且间接的、缓慢的路径符合中国的性格及对稳定的需求。中国会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为防扩散制定新规则，进行网络安全合作。

　　四川的一个研究所论文讨论美国电网的脆弱性，这只是学术好奇还是有更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国债是短期行为还是将会运用“上屋抽梯”的中国古老战略。这些都难以判断。但是美国现在的作为会决定中国将是否和美国站在一起，还是将反对美国。

　　对待中国，不可能再用“遏制”的冷战思维，但是幻想通过“接触”中国能够“加入”我们也是不现实的。中国需要改变，面对变化中的世界，美国也同样需要改变。奥巴马需要在看待世界的传统方式和思考权力的新方式之间作出选择。

　　Q：能具体谈谈如何从政策层面落实“共同进化”吗？

　　A： “共同进化”这个概念源于生物学，指的是一些物种同生共存，共同变得强大。中国希望重塑世界秩序以适应她的需求，无论是汇率问题、核扩散问题、朝鲜问题、信息技术问题等等，在这些领域，西方需要找到不孤立中国的新的全球规则。此外还要注意真正的共同进化是要确保给予中国她最想要的——稳定。

　　共同进化应该是：在世界秩序上给予中国一个承诺，但是要求换取中国承诺不采取给秩序造成危害的措施。例如，认可中国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伙伴，但要求中国承诺不能操控人民币汇率来换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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