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使节调整之弦外音

　　文_赵博渊

　　2010年头3个月，中国外交部人事变动陆续曝光，先是领导层新老更替：崔天凯、傅莹(女)、翟隽3位新人取代何亚非、武大伟两位老副部长，而部长助理也多了吴海龙、刘振民、程国平3位新手，使得北京总部形成1正7副4助理的领导架构；接着驻外使节大调整，张业遂、程永华、刘晓明、张鑫森、刘洪才分别派驻美日英韩朝五国(早前李辉、孔泉、吴红波各出使俄、法、德)，而李保东、何亚非则各到联合国总部和日内瓦办事处任代表。

　　经过此番调整，包括外长杨洁篪在内，目前外交部领导层和重要驻外使节全部为1950年以后出生，媒体称之为“‘共和国一代’领军中国外交”。这让笔者想起了2002年看过的一幅漫画，画面上小泉纯一郎历史性地访问朝鲜，在机场与金正日亲切握手，旁边一个大嘴记者唾沫横飞地介绍着两人的“共同语言”——诸如都是1942年出生，都是卷发等花絮。

　　窃以为，建国后一代执掌外交大权，其纸面象征意义要多过政治实际意义。尤其，1950年生人在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上比1948年生人更具先进性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青春经历——人格和价值观的成长及成型期都正好赶在畸形的“文革”10年。真要谈什么政治意义，部分人的工作调动所透出的弦外之音，倒是更能折射决策层的外交思维。

　　何亚非谪迁，张业遂履新

　　不妨先说说何亚非。

　　在1月4日的大调整中何亚非被免去副外长职务，引发外媒关注。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何亚非态度强硬，当场指责美国代表斯特恩“极为缺乏常识”。问题是当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2050年发达国家减排80%的时候，何竟不假思索地加以回绝。奥巴马据此认定何说话做不得数，进而有了后来闯入中国会场找温家宝总理私聊的反常举动。如今年仅55岁的何亚非被免职，他的去处自然为外媒猜测。根据他任职美大司、驻美公使的履历，驻美大使或驻联合国大使是最大的可能。总之，要么华盛顿，要么纽约，都在美国。结果，两个都落空，何3月被派去瑞士日内瓦。

　　就资历而言，2008年才升任副部长的何亚非，比2003年即任副部长的张业遂自然要差一截，落选驻美大使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相比在日内瓦任职之前仅做过驻赞比亚大使的李保东，何亚非无疑更有资格接张业遂留下的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可是，根据《维也纳外交公约》第四条规定，驻外大使的人选要经接受国同意方可赴任，接受国若否决亦无须说明理由。纽约亦在美国境内，倘若美国不乐见何亚非到来，中方也无可奈何。而将何派往日内瓦，决策层向美国示好的意图也就不言自明了。

　　由于何亚非的缺阵，张业遂在无竞争背景下从纽约转到了华盛顿。

　　作为驻美大使，张业遂有8位前任。在中美关系平淡的前期，除了首任柴泽民，驻美大使都做过副外长或部长助理，且多在联合国工作过，与美交涉多偏重国际而非双边问题。进入1990年代中期，随着中美贸易的升温以及摩擦的加剧，决策层在驻美大使的人选方面越来越注重在华盛顿的派驻经验。当然，纽约和华盛顿的经验兼具则最好不过。张业遂除早年在英国做过使馆随员，外派都是在驻联合国代表团，对美工作经验局限在任礼宾司司长期间负责的江泽民、克林顿互访。说到底，张所长者是多边外交，并非美国问题。联合国近200个国家，各有各的立场和小算盘，正是其纵横捭阖的好场地。现在一下从纽约转到华盛顿，犹如把一个跆拳道选手放到狭小的拳击台上，光靠注重协调包容的作风显然不够。

　　张业遂履新后一面断言“中美关系已经转入正轨”，一面主张“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显示其“两面下注”的思路。而在美国媒体看来，张业遂曾长期主管军控和裁军事务，是中美之间沟通伊朗核问题的极佳人选。鉴于中美最近10年的国际合作偏向反恐及维护区域安全，张业遂的履新应该能给中美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但是双方能好多久，仍然不确定。

　　傅莹模式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外交人事调整中最夺人眼球的当属傅莹由驻英大使晋升为副外长。女性、蒙古族这些元素使她在一众黑、灰西装男的包围中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她是中国第二位女副外长，考虑到第一位王海容履职年代的特殊性，傅莹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

　　傅莹的晋升，可谓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过去两年中，她在英国的表现堪称优异。最重要的是，与中国外交官普遍的讲究纪律、缺乏亲和力不同，她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好，以至于国内出现“傅莹模式”的说法。傅莹的晋升也是当局对傅莹模式的认可。

　　多数中国官员习惯于灌输和威压，见到外国人总会下意识地挺一挺腰板，过于刻意做作。傅莹模式是一种说话的艺术，要诀在于倾听和沟通，这可说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官用西方公关学与西方人交往的少有典范。概括而言，傅莹模式包含了三方面。

　　首先是形象。或许是身为女性的便利，她一反中国官员惯常的沉闷死板，穿衣着装很是时尚高调，形象气质不错。其次是多层次外交。传统外交主要是和所在国政商界人士打交道，属于高层外交，公共外交概念提出后，与当地社会中下层人士交流也成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对照傅莹2004年驻澳大利亚至今的种种积极表现，大致与中央在非典危机之后对公共外交的倡导同步。第三，是对媒体有选择性的利用。傅莹正是从2008年在英国媒体上撰文反击藏独之后才逐渐为国内公众熟知的。在发稿方面，傅莹并非专找大报，而是根据文章内容和英国报纸的受众特点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报纸。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傅莹个人无疑是成功的，但这不代表傅莹模式能够在中国外交战线大面积复制。傅莹的成功无外乎个人实力、性别优势和英国媒体的影响力。傅莹年轻时就爱好舞文弄墨，英文写作也不错；在中国的驻外使节中，女性本就少，自然更容易出彩；而傅先后派驻的澳、英都是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这种优势放大了她在当地媒体上的声音。换言之，学她并不容易。不过，大使为驻在国媒体撰文先例一开，其他外交官所受的限制也就少了。

　　技术进步难脱根本被动

　　张业遂也好，傅莹也罢，以他们代表的中国外交官在近几年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一进步主要体现在公关活动和形象包装上，属于技术层面的小进步。如果指望通过技术层面的小进步就能够扭转外交上的根本被动态势，恐怕是要大失所望了。

　　事实上，被国内热捧的傅莹模式在英国所收到的回应远不像国内媒体描述的那样乐观。政商界更多地是将傅莹的言行视作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一种积极表现，至于刊载傅莹文章的媒体，态度则审慎得多。美国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卡锡善于鼓动利用媒体，但登过他文章的美国报纸恐怕没谁会认可他的主张——美国媒体后来感到被麦卡锡愚弄了。

　　外交技术的进步对中国有益，但不能代替战略层面的改良。1995年希拉里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时指责中国人权，国内针对极具煽动性的美式演讲法抛出过一个“熊蕾式演讲法”应对，但效果微弱。胡锦涛主席去年提出要改善我国的道义形象，杨洁篪部长今年初也提出了影响力、竞争力、亲和力、感召力“四要求”，这些都不是在外媒发几篇文章就能搞定的。譬如一个冯正虎事件，就得外交部解释半天。作为中国外交的具体执行者，外交部在技术层面改善提升是分内之事，至于摆脱外交被动，就要决策层多花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