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湘市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如果新规执行到位，至少可以将公车使用费降低10%”。去年，临湘市公务用车油费平均为3000/月，加上维修等费用，一台公车费用至少需6万/年，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

　　“试点”的困惑

　　1993年开始，我国公车改革试点经历了三波浪潮。最早从广东省开始，后来扩大到部分中央机关、浙江、黑龙江、江苏等地。2004年前后出现全国性公车改革高峰，北京等地开始试点货币化改革，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但2005年浙江、北京等地公车改革悄悄暂停，原因在于“货币化”争议。去年，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曝出区委书记、区长“天价车补”——每年补8万元而被叫停。11年前就开始车改并吸引300个考察团去学习的大庆，目前车改也陷入停滞。

　　车改频频“见光死”，这或许是湖南多个地方车改保持低调、不事张扬的注脚。

　　去年车改比较风光的是杭州，取消所有公务车，车补按职级分9档，最高2600元。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暂不参加车改。

　　杭州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副书记叶明说：“车改离不开领导的支持，我们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力。”

　　这一点，辽阳也有同感。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办主任刘琦说，我们希望中央对车改有更具体的指导意见出来。

　　江南时报的评论说，车改在试点上缺乏全国性协调，处处是试点；对试点的“试过的错”缺乏总结，一个城市的教训不能传递到另一个准备改革的城市；另外就是漠视民意，忽视公平。

　　“上面没具体的车改方案，大家都是摸索。”黄毅明的这句话，说的不仅是津市刚起步的现实，也是很多地方的车改走到十字路口后的困境。

　　“确定车补标准最好听证”

　　嘉宾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黄毅明：津市市纪委副书记

　　“改革难点在官员自身”

　　潇湘晨报：公车改革近20年经历了三次浪潮，为什么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迟缓？难点在哪里？

　　姜明安：官员是既得利益群体，自己革自己的命，难点在这里。一台专车，官员全家都用，一旦改革，这些利益就面临“丧失”。

　　毛寿龙：公车改革对政府来说有好处，对领导干部没“好处”。目前各地公车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官员本身，毫无疑问，改革的难点在官员自身。另外，公车改革在各地自发的情况下，改革做得好并无奖励，而不改的地方公车照样继续使用。

　　黄毅明：公车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民意的推动非常重要”

　　潇湘晨报：为什么公车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

　　姜明安：车改越到上层，改革难度越大。上层官员即使在公车改革上想动大手术，也要考虑稳步推进，一刀切下来阵痛太大。公车改革也需要通过人大立法来解决，另外舆论和民意的推动也非常重要。

　　毛寿龙：事实上，越到上级，公车改革就越难，因为公车是“待遇”，有特权属性。

　　黄毅明：尽管中央、省里没出台改革具体方案，但近年来中纪委针对公车管理下发了文件，我省下发了规范公车加油的文件。

　　“货币化可能是改革最终方向”

　　潇湘晨报：目前各地公车改革的方式多样，有贴公车标识的、有成立公车管理中心的、有实行车补的，那么，货币补贴是不是车改最终方向？

　　姜明安：公车改革最终方向是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要根据行政级别和工作性质等多个方面来确定标准，当然最好是能就补贴进行听证，实现民主监督。

　　毛寿龙：公车如果是作为一种待遇的象征，不如货币化。

　　黄毅明：货币改革可能会成为公车改革的最终方向，但地方财力是实行货币改革的基础。目前一些县市“保吃饭”是财政支出的第一重点，可能暂时无法为公车货币化改革提供必须的成本。另外，群众心态也是决定能否实行公车货币改革的重要因素。

　　“没达到群众满意，所以低调”

　　潇湘晨报：有些地方车改被媒体报道后，反而倒退了。比如辽阳弓长岭区，又恢复为区长配专车。为何出现车改“见光死”现象？

　　姜明安：改革是个探索过程，外界不应该太苛刻，不要把改革者吓回去。

　　毛寿龙：外界对车补看法比较多，普遍认为官员为什么拿那么多车补。改革者可能有这样的心态：不改的地方可能还少责备，所以不如不改。另外，公车改革的水准与老百姓的要求错位，没有达到群众满意，所以普遍低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专车司机对官员来说很重要，要为领导的事务保密。取消专车后保密问题可能给官员带来压力。因此部分地方在取消专车后又保留了较高级别官员的车辆。

　　黄毅明：一些车改“见光死”，一是民众能否用积极的心态评价改革。二是媒体心态能否宽容。辽阳弓长岭区区长车补达8万，我想车改设计者肯定对区长的车补金额进行过精细测算，改革肯定可降低行政成本。三是改革者的心态，能否对社会的怀疑和媒体的“口诛笔伐”淡定从容。

　　【时局观察】民意才是车改“方向盘”

　　体察公车改革试点以来的三次浪潮，或贴上“公车”标签，或打上“车补”补丁，但凡见诸媒体，均引起广泛关注，亦伴随强烈质疑。不少地方的改革，在公众质疑声中铩羽而归。

　　车改频频“见光死”，真是湖南多个地方车改保持低调、不事张扬的注脚吗？恐不尽然。车改设计者一句“革自己的命”，可能才是其中的要害。事实上，无论是纪委推动模式，或财政推动方式，指望自己改自己、自我推动、自我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正如北大知名教授王锡锌所言，“这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注定不可能把公车改革真正向前推进。要么就是变花样，换汤不换药；要么就是你真的改了，但公众不认账。”

　　车改等“暗箱操作”式的改革方案，改革者内部设计，自己拍板，却不知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公众无法获得知情权、表决权、建议权，必然产生种种质疑，认为改革者可能变相为自己谋福利，将特权通过改革的方式合法化。公车改革如果只是官智的孤军奋战，少见与民意民智的良性互动，即便改革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亦难获得最大的推动力。

　　公车改革究其实质，完全属于公共财政支出范畴，公众对此自然有话语权。如果社会公众不能参与其中，没有他们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最大程度地消解人民的抱怨和质疑，那么，不管是已进行的还是正在酝酿的公车改革，最终都难以成功。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要听取民意，要举行听证。公车改革能否驶入康庄大道，政务信息公开时代的路径其实早已划出：民意民智才是车改的“方向盘”。记者 肖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