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辉、王珊珊

　　如果没有那两场让北京昏天黑地的沙尘暴，外界对鄂尔多斯的印象，或许还是那个充斥着富翁与财富的城市。

　　鄂尔多斯曾是内蒙草原的明珠之城，尽管几十年以来，内蒙古草原却也是北京乃至华北沙尘天气主要“贡献者”之一。当《中国经营报》记者追随沙尘寻踪而来，从乌海来到鄂尔多斯之时，一条隐匿于公众认识之外的串联起沙尘、草原、放牧、羊绒、牧民的经济链条，却渐次展现开来，而这其中，曾经的草原黄金——羊绒，俨然成为这个经济链条的核心所在。

　　——因为羊绒大战导致价格下降，致使鄂尔多斯的牧民们开始更多地养羊，但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过多的放牧，终于让脆弱的草原生态遇到了无法承受之重，昏黄弥漫的沙尘之下，鄂尔多斯有别于财富与富翁之外的并不光鲜的一面，却变得清晰起来。

　　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于“羊吃人”，但在鄂尔多斯及整个内蒙古草原，羊吃掉的虽然只是草，但整个生态链条上的经济元素，却不可谓不与“羊吃人”多少异曲同工。

　　夹击之下的“放牧”

　　3月28日的鄂尔多斯杭锦旗牧区。

　　“每斤只有70块，羊绒价格再跌，我就完全没有利润了。”60岁的牧民杨凤英哀怨道。在她眼中羊绒只有价格高低，可是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正被变化万千的羊绒市场和大草原的生态环境牵系着。

　　杨凤英只是这个庞大链条上最微小的一环，比她更大的鄂尔多斯羊绒集团(下称鄂绒集团)一样也经历着这样的困扰。鄂绒集团1988年拿到出口自营权，经过近10年的平稳发展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与其他同样拥有了出口权的企业展开了“羊绒大战”。

　　10年之后的2008年，被称为“软黄金”的羊绒价格一落千丈，立时从天堂坠入深谷，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上的无毛绒(是经过生产厂家加工过的纯羊绒，是羊绒制品的基本原料)价格从2007年70万元人民币/吨，降到了2009年的45万元人民币/吨，跌幅近36%，“今年可能会有所回升，如果羊绒的价格走高，是可以遏制草原快速增长的牧羊。但目前离这个高位还是有差距。”鄂绒集团总裁秘书王天昌坦言。

　　3月30日记者在东胜区准格尔南路的羊绒衫批发市场看到，这里的羊绒制品，价格大都在300元~500元之间，最低的只有120元。知情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由于现在羊绒质量整体下降，东胜的小企业以低价收购品质差的羊绒，由此生产低端的羊绒制品。据称，在鄂绒集团产量达到600万件产品的时候，东胜区的众多小厂已经生产出了2000多万件低质产品。

　　而事实上，无论价格在高位还是在低位，羊绒始终没有达到让牧民稳定获利，以价格最高的2000年为例，每斤200元的价格，每只优质绒山羊获利100元，普通牧民家庭养200只羊，也就毛收入2万元，要想获利更多，只能增加羊的数量，也是过度放牧的重要诱因。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由于产羊绒的种羊品种的更替，却导致了羊绒质量的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即便金融危机过去，低品质的羊绒，恐怕也卖不出更高的价钱，于是，扩大养羊总量的途径又“回归而至”，又一个循环已经开始。

　　记者了解到，从上世纪末开始，鄂尔多斯草原上的牧民纷纷引进东北的厚绒山羊，这种山羊每年能抓1.5至3斤的绒，比鄂尔多斯本地的阿尔巴斯山羊多出近3倍。但厚绒山羊的绒短且粗，品质比阿尔巴斯山羊差很多。

　　10年过后，原本占主导地位的阿尔巴斯山羊逐渐被外来的东北厚绒山羊所取代。量的背后隐藏着质的危机，近年来，当地主管部门和收绒企业都发现，羊绒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要得到高品质的羊绒需要通过“奖励”才能得到。

　　“现在羊绒品质整体变差，对整个行业是一个致命的伤害。”鄂绒集团原料公司总经理王润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前，刚从牧区回来，他对记者表示， “这两天我就在给生产优质羊绒的牧民发奖金，希望能通过经济方式来保住阿尔巴斯白山羊的优良基因。”

　　规模之困

　　“羊绒品质恶化的罪魁祸首还是企业，他们收购不按羊绒质量论价，只用数字说话，结果就造成了牧民单纯追求量。” 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副总畜牧师王耀富对于短期内扭转局面并不乐观，他认为，品质变差持续了10年，要扭转过来恐非易事。”

　　不过，王耀富也承认，企业要真正实施按质论价，困难颇大。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场都已分包到户，鄂尔多斯各旗的牧民绝大部分是小规模分散经营，放牧数量多在500只以内，一直以来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牧民保护草场。

　　但对企业按质论价来说，就形成了巨大的困难，“如果挨家挨户去为羊绒测定品质，企业的成本必会急剧增加。”

　　一直以来分散经营的现状也同样影响着政府对羊绒源头的扶持。

　　2009年10月，为了缓解羊绒市场疲软带来的牧民卖绒难问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扶持羊绒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制定了由企业利用银行贷款收储牧民羊绒，由自治区、盟市、企业三家分担贷款利息的“羊绒临时收储制度”(就是根据按质论价的原则，企业收储的羊绒细度在16微米以内，价格在每斤120元至200元之间，比目前的市场价高出50%至100%。)暂定时间为2009年和2010年。

　　但截至目前，作为内蒙古产绒最多的鄂尔多斯却依然没有真正实施这一制度。“与优质优价的困境一样，保护措施的难点也是牧民分散居住，分散经营带来的测定羊绒质量的困难。”面对即将来临的收绒高峰期，王耀富很焦急，“每年的收绒季节在四五月份，休牧期已到，牧民一年中开销最大的时候也到了，如果羊绒依然卖不出价钱，很多牧民就会遇困。”

　　“如果集中经营，搞合作社，企业直接与合作社组织对接，就方便多了。”王耀富认为未来，牧区未来的良性发展在于合作社规模经营，一个组织至少要集中养殖1万只羊。”

　　王耀富认为，合作社、规模经营会让许多现存的问题迎刃而解，比如，饲养技术、改良品种等，“技术、品种问题都要有经济利益的推动，按质论价是个根本的因素，把它做好了，牧民的积极性才会高。”

　　现实的问题是，规模经营的一个必然后果是所需劳动力减少，因此，转移牧区劳动力成为了规模经营的症结所在。

　　记者了解到，鄂尔多斯市现在大力推行的“无人区”计划也有转移劳动力的目的，但这部分人进入城镇后，就业如何保证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牧区规模化经营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4月1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关区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政策性过强的转移牧区人口会造成社会问题。

　　他认为，牧民进城就业的竞争力很差，长期生存成问题。“牧民有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在生产力达不到的情况下搞规模经营，会适得其反。”

　　扶持缺失

　　“除了金融危机和品质问题，牧民目前的困境也有国家政策的因素，一直以来，他们为生态环境付出了很多，但一直没有得到政策的扶持。”4月1日王关区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为牧民“抱不平”。

　　据了解，自开展禁牧、休牧、轮牧以来，只有完全禁牧的地区才得到了基本的生活补偿，而对于绝大部分限制放牧区的休牧，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没有相应的饲料补偿。每年4至6月，大量参与休牧的牧民都要花大价钱购买饲草饲料喂养羊群。

　　杨凤英和老伴一辈子放牧，3000亩的草场一直维持250至300只羊，记者到访时，杨凤英的老伴正在外面放牧，而她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休牧期发愁。

　　由于羊绒价格下跌，杨家2009年所获不足1万元，休牧期需要大量的草饲料，而杨家没有自己的玉米地，全部饲料需要高价买进，这笔开销成了其全年最大的消费。“本来草场退化，羊就吃不饱，一年的饲料不断，实在承受不起，要是羊绒价格能上去，政府给些补贴，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这样的支出使牧民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王关区认为这里不给牧民补偿和补贴有些不近人情，这使原本高效的草原经济变得优势全无。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就曾表示，生态建设和牧民的增收是一对矛盾，要想增收就要增加牲畜，要想保护生态就要减少牲畜。2010年内蒙古将对牧民阶段性禁牧、轮牧、休牧每亩补贴5元，每个人全年不低于3000元，“但是内蒙古的广大草原仅仅靠内蒙古本身的财力和实力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