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文生

　　今天22时许，“文强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部分结束。在历时约12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中，文强被一审判处死刑是否量刑过重成为最大的争辩焦点。

　　今天的法庭辩论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合计用时约8.5个小时，其中，文强进行了约100分钟的自我辩护。检方发表出庭意见用时约3个小时。文强强奸罪部分的审理因涉及个人隐私，将于5月15日不公开审理，因此文强今天没有发表外界极为关注的最后陈述。

　　辩方：文强罪不至死，应反对打击受贿扩大化

　　文强的辩护律师杨矿生认为，文强有诸多从轻情节，一审量刑过重，“他罪不至死”。

　　杨矿生认为，文强的受贿金额与其他因受贿判处死刑的案例相比，数量较低；文强为他人牟利的比例小，多数受贿未为他人牟利；文强为他人牟利，都是正常利益，合乎规定，提供帮助都符合条件；对不合要求的请托都予以明确拒绝；受贿中，大部分与其职务无关；受贿未造成其他的严重后果，没有因为受贿造成物质财产损失；所收钱财全部收回；文强还主动交待了大部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材料，在“双规”期间，主动交待了受贿600多万元，占受贿总额的50%左右。

　　杨矿生表示，文强给重庆市公安队伍建设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未达到造成“极大损害”的程度：文强收下属的钱财总额为200余万元，在受贿总额中的比例较小，且公安局党委提拔了几百人，而文强帮忙的人较少；文强提拔调整的人都是按正规程序办理的，他没主动向其他党委成员和政治部打招呼。

　　文强的另一位辩护律师宣东表示，本案一审存在不妥之处，在文字内容上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同一个请托事项，在不同的受贿事实中都有表述。

　　他说，对受贿罪的定罪要准确，“应该反对打击受贿扩大化”。

　　宣东认为，受贿分索取性和收取性，收取性如果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不能认定为受贿。而且该请托事项应该是现实的，不应该是将来可能发生的。

　　他说，比如，商人曾维才上世纪90年代就和文强熟识，送了7次钱，只有一个请托事项，应该具体分析，这1个请托事项是不是7次送钱共同的请托事项。

　　宣东分析文强的案件认为，其受贿分三种类型，一是人事干部问题，共20件，但都经过了政治部及局党委的研究，符合正当程序；二是过问案件，但文强作为常务副局长，过问案件仅3起；三是关照相关单位，他要求公安部门加大经办力度，并没有大错，公安部门出面协调房地产公司的工程电价，实际危害并不大，“根据目前的证据，看不出文强的行为，对公安队伍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宣东说。

　　宣东还希望，法庭对文强主动交待犯罪事实的情节给予相当的重视。

　　控方：文强的从轻情节不足以减轻刑罚

　　针对文强的量刑问题，公诉人表示，文强虽然有主动交待情节，但与其犯罪严重程度相比，不足以减轻刑罚。

　　他说，文强的犯罪行为符合死刑适用情节。自1996年至2009年的13年间，文强受贿140余次，涉及25个单位和个人，合计1211万元，在最疯狂的2004年，受贿达390万，“日进万金”。文强收钱不论对象，下属和犯罪分子的钱都收；不管金额，从1000元人民币到25万元美元，一律笑纳；不管地点，办公室和公众场所都收。

　　公诉人认为，文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损害了执法者的形象，破坏了执法公信力，辜负了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期待。

　　他举例说，王天伦团伙强买强卖，垄断市场，46人联名向公安局举报，文强收受贿赂后，阻挠正常的办案程序，沦为罪恶的保护伞，致使被抓获的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后仍然被取保候审。

　　他透露，“黑帮头目”王小军也曾供述说，因为文强，自己对公安的印象很不好，“出了事可以花钱摆平”。

　　公诉人指出，文强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他公然结交岳宁等人，进行权钱交易，甚至接受性服务，由人民卫士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他说，文强严重破坏公安队伍建设，收受多名下属的钱财，破坏了选拔的公正性，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原副总队长罗力曾供述，自己曾听说和文强关系好的、送了钱的就可以得到提拔，提拔不是靠“德能勤绩”，而是看是否向文强送钱。

　　此外，文强长期在政法部门担任要职，却在13年里执法犯法，大肆敛财，为犯罪行为保驾护航，生活腐化到了极致。

　　“人情往来只是钱权交易的遮羞布”

　　关于受贿金额和性质的认定，文强声称，自己与商人陈万清、曾维才等人是朋友式的正常人情往来。

　　公诉人对此指出，文强共收受陈万清119万元、曾维才146万元、周红梅159万元、周红卫177万元，“正常朋友会这样巨额相赠吗？会这么有来无往吗？”他透露，曾维才也曾作证说：自己是商人，是冲着文强的职务而送钱。

　　文强还多次表示，自己和黄代强等下属的金钱往来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大多没有请托事项。

　　公诉人表示，公安人员罗力向文强送出10万元后，当年即获得提拔，在党委讨论时，文强第一个表态同意。2003年，公安人员李大江向文强送出1万元后，当年即获得提拔。谢岗1998年向文强送钱后，当年即被提拔为副科长，次年送钱后，又被提拔为科长。

　　文强提出，妻子周晓亚收受徐强等人钱财并未告诉自己，一审判决认定自己和周共同受贿的449万元，多数自己并不知道。

　　公诉人指出，周晓亚在庭前供述中，每次收钱都告诉文强；文强也曾供述共同受贿的一些细节。

　　比如，周晓亚收受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原局长徐强钱财后，转告徐强的请托，说徐在沙坪坝区公安局当副职，感觉不好，即使到区县去任正职都可以。文强还觉得奇怪：其他人都想来主城，他怎么还想去区县？这些细节与其他证人证言一致。在研究提拔任用问题时，文强私下透露会议内容，曾让周晓亚问徐强，是否愿意去垫江。在徐强表示愿意后，在讨论时，文强刻意贬低竞争者，帮助徐强实现请托。

　　公诉人表示，文强和周晓亚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向周晓亚行贿的徐强、汪道寿等人也曾表示，把钱财交给周晓亚，就等于交给文强。

　　“文强声称的正常人情往来只是钱权交易的遮羞布。”公诉人说。

　　文强不知岳村等团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法庭辩论的另一焦点是：被视作“重庆黑帮最大保护伞”的文强是否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文强及其辩护人表示，文强对岳村等人是否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明知，因此，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文强甚至表示，一审判决自己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11条证据，没有一条能证实自己主观明知和实施包庇行为的事实。

　　公诉人表示，行为人是否主观上明知某组织系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仍对该组织及其成员予以包庇，或者纵容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即可认定。而文强多年在公安机关担任要职，具有专业判断能力。

　　同时，文强与包庇对象有密切交往，岳宁等人开设夜总会，文强不止一次成为座上宾，还曾接受性服务，对此，陪侍小姐有证言证实，并对文强的照片进行了辨认。

　　公诉人还表示，文强收受岳宁等人78万元，双方心照不宣，对权钱交易的内容是明知的。在客观行为上，文强明知岳宁等人的夜总会可能存在违法行为，不依法履职，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构成了纵容行为。

　　文强在谢才萍被抓后，也曾要求有关人员从轻处理。

　　一审中，文强对王天伦团伙的帮助被认为是“体现了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典型特征”。文强在自我辩护时表示，是王某决定将案件移交到黄代强负责的三支队的；该案2003年发生，4年都未破，说明破案有难度。

　　公诉人对此指出，虽然是王某决定将案件交给三中队，但是王某的决定是文强施压的结果。命案转移办案单位，是这起案件未能告破的源头。文强对正常侦办程序进行干涉，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

　　本报重庆5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