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摄影师的玉树朋友
一个女摄影师的玉树朋友
红杏出版过关于玉树的摄影集《最后的天堂》，也和玉树当地的朋友制作了关于玉树的纪录片《天赐的家园》。玉树地震后，她几乎每天都在和玉树的朋友联系着。
红杏口述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从1998年开始，我先后去过玉树十次。第一次去是同学带我去的，我去完成自己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拍活佛。后来，几乎每年都去，甚至一年两三次。每次去就像逛亲戚家。那时侯，玉树还不为很多人知道。
要送我孩子的阿妈
在玉树摄影，最让我忘不了的还是那里的人。很真诚，很人性。
有一次，我在给一家人拍照片。在一个比较大的帐篷里，起码有十几口人，个个都穿着盛装。
其中一个女人问我有几个娃。
我说：“没有。”
“一个都没有？”她们都很惊讶。
然后，他们又问我多大了。我回答后，一个叫卓玛的冲我身后叫了一声，跑出来一串小孩：3个小男孩1个小女孩，大的有八九岁，小的只有两三岁的样子。她指着孩子对我说：“咱们同岁，我都有4个娃了。”接着又和其他几个妇女说了些什么。当时，我觉得他们眼睛里有对我的同情。
不知卓玛又和她的老阿妈嘀咕了一阵什么，她们的眼里都有泪花。然后，老阿妈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可怜的孩子，你命真苦，要是你男人对你不好，你就把我家的娃娃领走一个，别再一个人出来照相了。”做了个捏快门的动作，然后又摆摆手。
老阿妈要送孩子给我。他们的那种真诚很打动我。我和玉树的很多人交上了朋友，平时也电话联系着，就像亲戚一样。
洛嘎活佛
我和洛嘎活佛很有缘，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香格里拉。他把玉树重新介绍给我，和玉树的缘分也差不多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一次去藏区，第一站到的是玉树，然后又走完了四大藏区。走完后，觉得还是玉树印象最深刻。玉树平均海拔很高，它的风景是一种粗犷阳刚的美。到云南的时候，在香格里拉藏医院，我见到了穿着白大褂的洛嘎医生。他说，他是活佛。我很惊喜。当再次去为他拍照片时，他换上了活佛穿的袈裟，看得我愣在那儿，半天才回过神来。他还是个藏药药厂的厂长。他说，自己的寺庙在玉树的康国寺。我说，正巧，太好了。本来就对玉树念念不忘，于是又回了玉树，去他的寺庙——康国寺。这就和康国寺结下了缘。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去玉树，都要到康国寺。
洛嘎活佛的前世很传奇。我见过他的前世的照片，真的很像，很神奇。
我去康国寺都是住在庙里。有一天，有两个朋友来康国寺，头一天下午来的，第二天早上4点就走了。他们觉得东西很脏，吃不惯。幸亏，我带了一些面包，没让他们挨饿。当地有很多地方性的病，胃病，胆结石，比例很高。这与他们的饮食有关，糌粑里面经常有动物毛。我经常是吃着吃着，就吃到毛了，择出去，接着吃了。
他们的生存能力特别强。这是我佩服的。这次地震中，很快，没有任何帮助，他们就能从废墟中找点东西，支起锅来就做饭，生活。
洛嘎好几个不同身份，医生、厂长、活佛。洛嘎活佛看到康国寺很贫苦，很心疼，就自己筹集善款。都说活佛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其实不是。寺庙的经济状况取决于这个活佛有没有很好的影响力。洛嘎活佛一直为康国寺奔波。
这次地震，我们通了电话，他在香格里拉。他说，让他欣慰的是，康国寺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有几间平房有裂痕，有的人竟然不知道地震了。康国寺距离震中也不远，有六七十公里的样子。
三个尼姑
有一天早上，我住在寺庙里，被尘土呛醒了。一个尼姑正在打扫房间。她们是好心，觉得来了客人了，要干净一些。但是她们平时很少打扫卫生，就是擦擦佛像。我们看到的整天打扫寺院，那是在电视上。我就萌生了带她们来北京的想法，让他们学习卫生科学的生活方式。活佛很支持我。他很信任我，选了三个代表，最大的三十六岁，最小的二十一岁，还有一个二十六岁的，性格也不一样。她们也很高兴跟着我来，她们都非常信任我。
她们中的二十六岁尼姑叫永丁桑母，是刚刚闭关修炼出来。她闭关了三年。出来的时候头发很长，又剪了头发。闭关期间是不让剪头发的，白天不能出门，只能晚上出来透透气。有人给她们送吃的，就是糌粑。我很佩服她们的意志力。
对她们来说，是咣当到了外星球。一切都是新的。她们在北京在我家住了整整7个月。这对她们是个考验，对我也是个考验。
我记得一个画面，就是她们在洗手间里，在帘子后面第一次洗澡，我拍下来一段录像：我家的浴缸隔着一层帘子，不透明，但是隐隐约约有身影，她们从帘子后面伸出头来看我，又觉得羞涩，又觉得新鲜。那个画面太美了。
后来我编了三个小时的纪录片。但是没有播映。我也担心，人家说我把她们领回来是为了拍片赚钱。但是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很多画面很生活化。
那些天我不敢出门。需要一点点教她们。譬如煤气没有点着火，她们会忘记关。后来她们学得能自己上街买菜了。我会带她们逛公园，一切都是新的。
她们会想家，但是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会在自己的屋子里偷偷地哭。她们很能忍耐，这点我很佩服。
有一个问题，有人担心我这样做会不会抛弃了她们的本色。我要解释一下。我在家里设了香炉，她们每天念经。衣着上也让她们保持原色。从来不带她们去出家人不该去的地方。
2004年春节，藏族歌手亚东上了春晚。从春晚舞台上下来，接着就到了我家。那天晚上我们家可热闹了，满屋子人，二三十个。
她们走的时候，大家买了很多东西。大包小包的。她们说，“哦，发财喽，我们成了大老板喽。”
后来和活佛通电话，知道，她们回去后做得很好。活佛也很欣慰。有时候打电话，她们汉语不好，电话里大声问候：“哦，你好！”
康巴汉子
每年的赛马会，是康巴人最盛大的节日。康巴汉子有高原人特有的那种阳刚和粗犷。康巴汉子跳起舞蹈来粗犷大气。看他们跳舞，我喜欢躺在地上，拍仰角，这样会显得他们更加高大。我躺在地上，那边在跳舞，我真的会感觉到地在颤动，这种感觉很刺激。
我有很多康巴汉子朋友，每次去玉树，都要拜访他们，喝酒吃肉唱歌。布才哇是其中一位。我和布才哇认识很无意。有一年，我去找我的一个老朋友，敲到门上去，结果找错了，敲开了布才哇家的门。藏民有一个特点很热情，你要是找个路，他们不止和你说怎么走，可能会直接领着你走。布才哇就是这样。他告诉我敲错了门，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的。开着门，把我让进家里，说：“进来喝茶。”
布才哇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康巴汉子，他热情，天真，可爱，甚至有些淘气。我给他取名“布娃娃”。
这次地震，玉树州发改委的索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满大街最看不出人模样的就是他了。不知道哪里找了个头盔，扛着个摄像机，到处指路，救灾。本来就是个热心肠。这次，最忙的就是他了。”
布才哇就属于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的那种。经常喝完酒就打场架。在玉树，有很多这样的人，很热情，但是缺少理性的商业头脑。
他曾经做过一些买卖赚了一些钱，都花在热情上了。他痴迷于玉树文化，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东西。他曾经成立过一个艺术团。艺术团里的成员都是从农牧区招来的。服饰也很贵，即使做假的头饰也很贵。最后花费太高，前期没有能撑下来，就倒掉了。
但是他还是整天想这些，一腔热情。后来，自己家里贷款做了一个介绍玉树的系列片，串词和音乐是我给他做的，名字也是我给起的——《天赐的家园》。他原本想的是，政府55年大庆的时候，能采购他的光盘。结果没有采购，他赔了十几万。
现在，布才哇在玉树州发改委工作，做一个小职员，应该算是公务员。还是很热情于玉树文化，满脑子都是。
布才哇喝了酒就爱打架，有一段时间他戒了酒，嗓音原本有点沙哑，也不沙哑了。我都听不出他的声音了，弄得他极郁闷：“哎哟，红杏啊，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后来，布才哇的声音又恢复了原样，带点沙哑。他又开戒了。
未婚妈妈白拉
我拍过一个叫白拉的未婚妈妈。白拉叫白玛拉姆。她有两个孩子。第一次去的时候，一个五岁多的小男孩，一个八个月的女孩。白拉一直和一个80多岁的爷爷过。
爷爷患上了当地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卧病不起。他们家的所有家当就是一张羊皮毡子，铺在地上睡觉的。还有一口锅子。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锅都漏了。她是五保户，每年村里发给她青稞面。
白拉长得挺漂亮的，梳着一头小辫子。不过，头上和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首饰。白拉感动我的是，她很乐观，始终微笑着，很平静的生活。
当地有这样的习俗：性观念不是很封闭，并不忌讳婚前生育，也不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男女在恋爱期间，无论发生什么越轨行为，都认为是正常的事，只要他们进入十四五岁以后，便被认为已是成年，家人对他们的社交便不再干涉。
所以，村子里的人不会觉得白拉是一个乱来的女人，只是觉得她怎么这么笨，没有和人家结成婚。
我都很替白拉痛恨那两个男人。但是，白拉很平静，没有怨言。
我问白拉，你不恨他们么？
“恨他们干嘛？”
她说：“只不过他连一只羊也没有给我。”这是她唯一不满的。
按旧时玉树部落制度，有了私生子，男方要付给女方至少1头怀犊牦牛、1只怀羔母羊、1只怀羔山羊，所以白拉提到的已是最低要求了。
白拉的村子叫杂娘村，距离白塔很近。她每天除了家务，就是转佛塔。拉上她5岁的儿子，一圈一圈地转。
佛塔要顺时针转，有讲究，越来越顺，转得越多就祈福越多，为来世积的德也越多。
白拉的平静感染了我。我拍了她一组黑白的照片。
我拍了白拉以后，有香港的摄影师按图索骥找到她拍摄。她也得到了一些捐助。她还被列为了幸福母亲的捐助对象。
后来，我又去玉树。她的小男孩已经八岁了，一直没有上学。
我说：“为什么不上学？”
“没有钱。”
“那我给你钱。”
“不用了，他都会放牛了。”白拉认为，上学和放牛是一样的。孩子已经有了生活能力，就不用上学。
后来，从玉树的朋友电话那里知道，白拉好像已经有了第三个孩子。但是那个男人依然没有和白拉结婚。她没有电话，我很久没有联系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