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韩昇： 日本习惯矮化中国， 根于何在？

　　我们现在搞东亚史很难，三个国家很难去描述一个历史，连中学课本都弄得很难。

　　特约记者/乌力斯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在日本《东亚世界史研究中心年报》发表了关于井真成与遣唐使制度的研究论文，不仅推翻了日本学界3年来关于“井真成研究为留学生”的结论，有力证明了当时日本处于唐朝主导的东亚体系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随后不久，日本《朝日新闻》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韩昇的这一发现，认为韩昇“改变了全日本对于日本史的研究结果”。韩昇还以史料有力证实了日本早在唐朝就向中国递交过国书，而非日本学术界一直强调的“从未向中国递交过国书”。

　　和同为历史学家的父亲韩国磐不同，在“文革”中因为父亲吃尽了苦头的韩昇想读物理系，没想到阴差阳错，福州大学没考上却进了厦大读日语，后来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教了数年日语，他又从语言文学转到了历史研究上。

　　“我到了东大才知道我的确没有日语天分，语言再学也不会比日本人好。我觉得支撑和影响一个民族背后的是历史。所以我一条腿是做魏晋隋唐史研究，另一条腿是做东亚史研究。我觉得，过去历史学的研究是要为今天的中国服务的。” 韩昇对记者说。

　　中国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记者：历史上，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韩昇：我认为大致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中国的三国时代前，中国长江下游水稻种植技术传播到日本，日本从一个渔捞的民族慢慢变成一个农业民族。根据今天的DNA调查，显示水稻的种植技术是中国的东北民族移民带过去的，从而把朝鲜半岛和日本变成了农业社会。

　　第二个时期从三国时期开始，一直到唐朝为止。因为隋唐时期动乱，促使大量中国人外逃，当时有100万以上的中国人跑到日本去，把中国文化带过去，让日本从多个部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来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唐朝军队去灭百济和高句丽，日本派军去救百济，双方在白村江打了一仗，结果日本全军覆没。日本认为唐朝国力强大，因此他们洗心革面，从政治制度到文明法制，全盘向唐朝学习了250多年。

　　第三个时期是唐以后的时期，日本进入了武士幕府时代。当时中国不希望日本经常来朝贡，因为经济负担实在太重了。另一方面日本不想向中国称臣了，中国也不重视它，唐以前中国和日本是册封关系的，唐以后中国就没有再册封过日本。官方不来往，但民间的交往非常密切，日本的经济技术文化还是在学中国，同时日本也向中国输出产品，一直保持到近代。

　　记者：日本向唐朝的学习维持了多长时期？

　　韩昇：日本对唐朝的学习从开皇年间派遣唐使到长安学习，一直到五代的时候结束，整个学习时间长达300年。当时大的代表团人数达600人，官员、留学生、僧人，完全是全方位的学习。因为日本人喜欢搜集情报，所以日本对唐朝的情报搜集得很完整。最明显的例子，全世界留存下来的唐式建筑，在日本奈良的平城京，整个建筑设计跟长安城一模一样。

　　后来日本政府认为派遣唐使的成本太高了，和今天一样，政府做的国家行为基本上都是劳民伤财的，没什么成果，反而是两国民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效益非常明显。从唐到清，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规模相当大，宋代的时候远远超过唐，到了清朝更是达到历史顶峰。

　　记者：双方输入的物品分别是什么？

　　韩昇：我看的宋代历史资料里说，日本输往宋朝的商品最大宗的是木材、硫黄、刀，因为宋朝总是挨打，它进口硫黄、刀具，都是用于战争。中国输过去的都是丝绸、布匹、大米等日本需要的物品。

　　中国从明朝开始确定货币为白银，日本人就开始开矿生产白银，用白银和中国进行贸易，当时中国将近一半的白银来自日本，日本生产的银被明朝基本上吸空了。后来在甲午战争、满洲事变和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曾派大量的人到上海来把白银吸回日本，试图想破坏中国的货币制度。

　　记者：中国对日本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

　　韩昇：最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思维模式。古代中国的所有文化造成了一种中国的价值观、社会道德观，从政治制度到法律，从文化到民俗，这个东西等于规范了日本，也规范了朝鲜半岛。在这一点上，日本人韩国人跟中国人大致相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像东方讲孝、西方不讲孝，有了这个孝，所有的制度法律都出来了，对于不孝的惩罚，政治制度里面的长幼尊卑，都是根据道德来制定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这个，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作用。

　　日本为什么总想侵略中国

　　记者：日本受中国影响那么大，为什么总想侵略中国？

　　韩昇：日本古代一直在学习中国，当它后来看到中国被西方打败的时候，它认为中国衰落了，就选择了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当它发展到一定的高峰，它就想取而代之，取代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它认为既然汉人被满族人打败了执政几百年，那日本人也一样可以打败你统治你。

　　日本是个岛国，生产资源有限，它四面环海，地理位置非常不利，它需要的很多资源只能来自大陆，想要有大的发展，它必须取得对大陆的控制权。所以在丰臣秀吉时代，国力强大以后，丰臣秀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占领中国。这个路子在日本一直被继承下来，

　　日本的民族性里有非常不好的一点，它完全是以武力、实力来决定对错胜负，他们认为弱者就是该被欺负的。像我接触一些日本教授在解释日本为什么不向中国道歉时说，“你们一定要知道，日本从来没有被中国打败过，因此日本没有必要对中国道歉。日本为什么一定要向美国道歉，因为我们被美国彻底打败了。”

　　这很荒谬吧？从历史上看，也确实如此。中国的唐朝把日本打败了，日本就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学习；二战时期被美国打败，它也心服口服，一直在向美国学习和模仿。

　　因此，日本也有很可悲的一面，这个民族很勤奋很刻苦，但它一直没有办法成为亚洲的领导，因为他都是以实力来定正确错误，没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价值观和文化。

　　记者：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这个过程是怎样开始的？

　　韩昇：日本有一种很清楚的文化战略，它希望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国家，所以它吸收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希望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去能够把中国改造成一个亲日的国家，这个意图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中国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到日本学习西洋文化，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从改良到革命，从留学生到革命家，什么人都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在日本留学过。包括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清政府的组织都躲在日本。

　　日本有一个文化传统，在室町幕府很乱的时候，日本群雄并起，不知道谁能最后得天下，当时每一个家族为了保证自己家族能够延续下去，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让家族的子弟各参加不同的组织派别，虽然这些子弟在战场上是对手、敌人，但不管哪一边取胜，这个家族都不会灭亡，可以延续和生存下去。这个举动好像是在押宝吧，但是它很管用。这种现象在日本群雄割据的时候是常见的。

　　所以日本当时对清朝也采用的是这种押宝的做法。孙中山可能胜利，我就押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它也押宝的，还大量借款给他们。它这样做就是为了确保无论哪一派掌权，我都要能够影响你，并且让你被我牵着鼻子走或者跟着我走。而且日本不光扶持孙中山，也扶持印度、菲律宾等殖民地的反动派领袖。

　　记者：也有日本人抱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遭他国侵略，但中国人都淡忘了，却对日本不肯原谅。

　　韩昇：我最近在做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谈判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李鸿章当时也跟日本讲过，亚洲是一体的，中日是唇齿相依的，今天中国战败了，中国可以赔款，但是希望不要割让领土，这会种下民族仇恨，这种仇恨无法消解。但是日本人听不懂，日本太希望得到这些领土了，太在乎这些现实利益，只要是能吃下去的肉它都要吃，即使以后它要下地狱它都要吃。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列强也侵略中国、也打得很厉害，但现在中国人已经很淡忘了，它没有这个伤痕。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大部分都跟日本有关，即使台湾割让给日本我们也在学习日本，但它为了占领整个大陆，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仇恨就是因为抗日战争结下来的。这个问题日本始终没有认识到，所以他们对中国战争没有诚心诚意进行反思和道歉，中国也始终不肯原凉日本，这个问题将来祸害的会是日本不是中国。

　　记者：今天的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韩昇：日本是一个小国，面对庞大的中国非常地不自信。在1990年以前，日本充满自信，因为中国和它的差距太大了。当日本有自信的时候，它可以支持中国，资助中国，希望中国不要乱，因为中国出现混乱，会给日本带来不安定，比如难民这一类的问题。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特别是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开始极度恶化。

　　日本是通过否定中国来建立自我的，如果中国崛起，它否定中国建立的自我就瓦解了。这几年日本一直在重新寻找自我，它应该是亲美还是亲中国，几任首相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包括现在的首相鸠山，他也举棋不定。日本接受中国的崛起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直到它能建立新的自我。

　　日本去中国化始于江户末期

　　记者：艾尔曼认为，18世纪的中国很成功，19世纪是失败的。但是日本人为了政治需要把中国18世纪都描述成失败的。

　　韩昇：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朋友，他也认为中国的18世纪非常成功。而且认为中国的民族团结政策上我们应该回归清朝，清朝在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有很多成功的做法，比如说处理与维族、藏族的关系要比今天成功得多。像西藏那个金瓶掣签是清朝定的，真正完全意义地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而且对方也心悦诚服，所以我们有必要好好去总结清朝的经验。我这个朋友搞了一辈子汉学研究，他一直对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们中国，如果我不喜欢就不会讲这些，最好你们就像很多日本人期望的那样，搞得乱七八糟四分五裂，搞到最后这些地方都独立了。日本大学里有很多研究机构都在进行“如何让中国分裂”的研究，像李登辉的那个中国七块论就是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如果把中国割成七块甚至七十块，日本会觉得非常自信，因为日本单独对中国的某一省是有优势的，对一个中国是没有优势的。

　　记者：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上，日本学术界一直存在矮化中国和去中国化？

　　韩昇：今天日本认为它是亚洲的领袖、比你中国强，那么它在历史上也不能比中国弱。所以它是有意识在改动古代的历史。否定中国，确立自我。这就是它的历史出发点，它在这些地方做了很多手脚。以前它自己的历史记载都不承认。你跟它摆事实讲道理，它就狡辩说这是中国史官的大中华主义者的捏造，全部否认。

　　记者：因此东洋汉学兴起的时候，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的，是为日本的扩张侵略服务的。

　　韩昇：可以这么理解。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汉学界应该说是一边倒地成为他们的思想库，日本当时政府发起了一个研究计划：中国异民族政府史，这是当时一个很庞大的研究，日本主要大学的教授都参加了这个项目研究，所谓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就是吸取非汉人怎么统治汉人，为日本统治中国做准备。

　　对这些研究，我们要一分为二来看，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从学术上来考量，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得非常严谨、认真，他们不是为了统治去歪曲历史，也没有搞影射史学，而是在学术的基础上比较客观地去分析你的成败。因此，这种学术研究成果沉淀下来还是可以用。

　　记者：日本的汉学研究对西方影响很大，甚至影响了费正清这一代美国和西方的汉学研究，为什么？

　　韩昇：近代的日本史学对西方的影响要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有一段时期把历史当做注释工具的时期，基本上西方人不看中国的历史。很多西方学者就是希望借助日本来研究中国。首先是因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我们前两代学者，他们学术水平非常强，做了非常好的研究，《剑桥中国史》的基础研究都是用日本学者的。

　　美国人读不懂汉字，日本学者把很多东西翻成了英文，所以他们是借助日本翻译的英文来阅读中国。比如在佛教研究里很典型，像铃木大佐，他太太是美国人，大量的佛教的东西都被他们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宣讲，所以今天你看英文里面的佛教名字全部是日文，中国人今天再翻译已经不行了，因为整个词汇都已经变异了，都是从日文过去的，而且西方人也习惯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多，战后建立得非常的好，非常完整、方便，全部开放。中国的图书馆都不好用，还有许多限制和禁区。所以西方的学者基本上是都在日本做汉学研究，资料很容易调、很容易读，也没有什么禁区，然后读完以后到中国来看看。

　　记者：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篡改历史的？

　　韩昇：主要还是从江户末期开始、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开始要摆脱中国的影响，在西方进入中国以后，这个趋势明显加快了。当时，日本民族主义非常高涨，开始贬斥中国，各种奇谈怪论都出来了。日本人千方百计把自己和中国要切割开来，从近代一直往前追，什么从唐朝起日本就开始不向中国称臣，开始和中国建立对等、平等的关系……好在日本比较保守，一张纸都能保存得很好，我们要揭穿他们那些篡改，证据是很容易找到的。

　　直到今天，这种篡改和歪曲的风气在日本仍有留存，为了确立自我，日本对篡改的这部分历史寸步不让，即使日本学者明明知道这是没道理的，但是他还是要坚持那是真实的。比如他们一直讲，从唐朝的时候，日本就是和中国对抗的，是对等外交。即使我们有元世幕府向明朝称臣的记载，他们也不否认，但给你一个匪夷所思的解释，说这个国书是将军干的事，天皇不知道。后来说这也不是将军干的事，是九州那一个地方官自己写的文书，跑到中国去的，就这样一步步把它推掉，说这些国书跟日本毫无关系。

　　记者：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故意歪曲、篡改韩国历史的？

　　韩昇：日本人占领朝鲜半岛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编造说朝鲜民族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立民族。因为在唐朝时期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这个从属关系是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放弃的。

　　日本只有矮化中国，或者说摆脱中国才能有它的自我。韩国就更麻烦了，韩国既要矮化日本又要矮化中国才能有它的自我，研究处于一种更尴尬的局面。相对来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它在亚洲作为头号强国有100年的历史，包括它在二战后工业革命的成功，日本人会比较有自信，所以它在学术的交往、辩论中，可以一定程度接受中国影响日本的事实，对不同的意见也能听得进去，至少不会当场拍桌子破口大骂。韩国现在这一点还是做不到。不信你去看看韩国的学术研究，他们就更连边都没了。

　　比起日本人篡改历史，韩国人改的东西就更加多了，韩国在古代史领域要否定中国，在近代史领域要否定日本。所以你去看韩国的电视台，它的新闻一天中三分之二骂日本，三分之一骂中国。

　　我们现在搞东亚史很难，三个国家很难去描述一个历史，连中学课本都弄得很难。因为韩国的自我主张太强烈了。它否认一切历史。

　　记者：对这种歪曲和妖魔化，我们有专门的机构和行动来回应他们吗？

　　韩昇：目前完全是靠少数学者在做，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整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只有一项一项研究成果拿出来，逐步去驳斥他们的歪理胡说。应该说这几年已经变化不小了，像北大、复旦的国际交往程度超过了日本很多大学，我们有不少人在西方学术界学习、任教，成为研究者和访问学者，在国外的影响也在加强。比如说我关于井真成这个研究成果在东京大学发表时，美国学者就过来听了，听了他们就觉得对啊，是这么回事。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本国史是以我为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人作为本国历史的主流，只有中国是例外。中国的学生在读洋人写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写的都不读。中国近代被打倒以后，现在经济上好了，但是文化上边的心态还是没调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