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析富士康跳楼事件？

　　自杀确有一定传染性，但传染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诊断病因，找到治疗方法

　　5月25日6时20分，19岁的李海停止了生命。

　　这位来自湖南醴陵的少年，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坠楼死亡，入职42天。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富士康集团接连发生11宗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跳楼事件让富士康背上“血汗工厂”“杀人工厂”的标签，人们纷纷对富士康企业的管理制度产生质疑。

　　是什么让鲜活的年轻生命猝然消失？富士康到底怎么了？本刊就此采访资深时事评论员张平。

　　实习记者  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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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舆论批评纷纷涌向富士康，你怎么看？

　　张平：富士康难辞其咎，只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它才可以轻易组织几十万人进行低廉重复劳动。既然得到了这个好处，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富士康不是最坏的血汗工厂，但并不代表它没有问题。如此大规模的机械劳动，本身就是对人的异化。资本是一种权力，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就应该越多，这很正常。它没有什么可以喊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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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专家指出，与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偏低。

　　张平：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和极不负责任的。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进行诊断和出谋划策，容易被人误解。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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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每天仍有数千求职者想进入富士康，这是为何？

　　张平：与一般的中小企业相比，富士康比较正规、规范管理，工资较高且不拖欠，有保障，也有一些运动、医疗设施。但这只是在中国环境中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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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楼者多为80后、90后，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心理素质问题。

　　张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子女成长环境单一，家庭过于宠爱。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到了但没有找到成功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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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跳楼事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张平：长远来看，最主要是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让劳工少了与资本抗衡的机会。工人在外没有政治权利去表达，在内没有示威游行及罢工等谈判机制，而NGO等社会第三部门又很难进入帮助他们，遇到问题很容易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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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劳工具有一种怎样的身份认同？

　　张平：劳工作为一个公民有公民的权利，有其他社会属性，比如投票权、参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利，有劳动权也有休息权。在富士康，工人只有打工身份，没有其他喘息机会，这是工厂和社会联合对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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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理学专家指出，当一种现象成为热点时，极易产生效仿心理。你怎么看？自杀会传染吗？

　　张平：自杀确有一定传染性，但传染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诊断病因，找到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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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阻止这种悲剧性传染？

　　张平：从长期来看，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工厂对社会开放，让心理志愿组织介入，让一些员工找到更多的身份，他们不仅是工人还是社会人，越过高墙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让心灵开阔起来。

　　富士康内部在制度管理上不能单追求效率，要多一些人性化考虑。除了严格的劳动纪律和工作，要保证员工有一定的业余生活，交流沟通，不能是家长式的管理。总之，内外都要更开放，让社会更自由，让员工更自在，而不是更加严格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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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其他国家在保障劳工权益方面怎样？

　　张平：西方大部分国家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在美国、欧洲工会组织相当强大，为工人争取各种权利，对资本权力形成有力的对抗。司法也必须独立，让人可以信赖和期待。比如说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玛性别歧视，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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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改善劳工权益？

　　张平：首先，应尽可能多地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让他们有机会选择承诺保障自己权益的领导。其次，尽可能多地开放一些社会第三部门，可以帮助工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第三，对资本权力要有充分的警惕和足够的制衡机制。不能说资本是万恶的，资本可以帮助就业、改善生活、提升文明。但是不去限制的话，可能就变成“吃人”的妖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