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无意中走进雷区

　　作家中，他一直坚守纯文学领地。“书不好卖”，成了他调侃自己的口头语。然而，一部涉及“小三”的新书却让他成了“潮流”中人，如此受关注，叶兆言始料未及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采访叶兆言，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尴尬”。

　　最近，作家叶兆言的确有点尴尬。

　　年初，作为《马文的战争》的原作者，叶兆言与同名电视剧编剧陈彤之间掀起了一场有关侵权的战争。最终，法院判叶兆言胜诉。只是，赢了官司的他一点没觉兴奋。原因是，媒体上一次次出现《叶圣陶孙子打官司》的标题，“把祖父扯进来，左一个孙子右一个孙子”，叶兆言看后，很无言。

　　“马文”风波刚过，叶兆言“很不巧”推出一本涉及“婚外情”的小说《苏珊的微笑》。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的“多产作家”，叶兆言始终认为自己离“畅销”很远。他不止一次说，自己的小说不好卖。说时，既惭愧又无奈。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叶兆言很担心有人会说自己借官司提前炒作作品。但显然，他多虑了。因为“苏珊”本身制造的话题已完全掩盖了“马文”之战，这也把常年隐于书斋，自觉有些落伍的叶兆言忽然之间推上“风口浪尖”。

　　叶兆言至今还记得自己迈入“苏珊”发布会时的情景——他和媒体记者几乎同时看到腰封上醒目的“小三”字眼。叶兆言略微诧异，然后自言自语：“跟这也有关系？”接下来的记者提问，“凤凰男”、“小三”、“仕途官场”、“婚姻保卫战”几个高密度的流行词语如雷阵一般，令他难以回避。

　　从此后，叶兆言不断接到媒体电话，想和他深入探讨“小三”话题。这样的采访多起来后，有段时间搞得叶兆言很敏感。有次他和女儿散步，看到某处挂着牌子“小三提高班”。他一下子愣住了，冥想很久总算搞明白，人家指的是“小学三年级学习提高班”。

　　现代男人“杀死”女人的方式

　　“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把一个和你毫不相干的事情，放大成这个样子。”一部酝酿20余年的小说，最后成了新时代下“小三”论战的药引子，这让叶兆言再次感到尴尬。“人们讨论的是‘小三’对与不对，这其实和我的作品没有关系。话题时代，所有人为争论而争论，一个写作者真正想表达什么，变得并不重要。”

　　但叶兆言也说，有人讨论总比没人理睬强。“作家有时面对更大的问题，是连说的人都没有。这很糟糕，但却是文学的现状。”

　　虽无意于“小三”，但《苏珊的微笑》确实和爱情婚姻有关：某传媒集团老总杨道远在妻子张慰芳家族的帮助下步步高升，他的妻子在8年前背叛他时遭遇车祸高位截瘫，杨道远没有离婚，却和漂亮的女研究生苏珊成了情人，但他又怀疑苏珊与自己好友有染。在一系列感情纠葛后，苏珊远走他乡，并选择在电视中讲述完她的爱情故事后自杀。

　　书中女主角苏珊的创作灵感，源自叶兆言看过的一期电视节目。一个女孩，微笑着谈论自己曾经轻生，微笑着承诺再也不做那种傻事。然而几天后，报上刊出消息，女孩自杀死了。“我无法想象一个始终微笑侃侃而谈的人，轻松自如地死了。就像海子，我们读了他的诗，却想不明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人，最后会躺在铁轨上，让火车轧过去。世俗的解释在这时都是无力和苍白的，有太多的空白让我们去想象。”

　　于是，叶兆言构想了一个“嫉妒杀人”的情境。书中仕途得意的杨道远，被他定义为一个卑贱的小人物，一个靠个人奋斗、种种机遇努力往上爬的小人物，一个有女人缘的美男。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遇到了少女苏珊。对杨道远而言，率性而为的苏珊如同老天送的礼物。因为，他在妻子面前展现成功时，看到的永远都是自己曾经的不得志；但在苏珊身上，所有屈辱的历史、贫贱的出身，都变成一个男人坚强打拼的映衬。

　　一个少女单纯的本性，无意间放大了男人的成功，这让杨道远越发体会到“爱”的美好。然而与爱同生的，是一个男人的嫉妒。“按世俗标准，杨道远是个成功者，得到了权力、地位、爱情，但他仍然不自信，他会非常强烈地怀疑他得到的一切。”

　　杨道远的心魔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种病态的占有。叶兆言将其类比为现代版《奥赛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奥赛罗因嫉妒野蛮地把女人掐死。而在我的小说里，男人是在精神上折磨女人。人性中的邪恶和善良、美丽一样，是永恒的。”

　　没有把“小三”苏珊塑造成被批判的对象，也许是叶兆言被很多人指责“堕落了”的原因。“苏珊很现代，她不仅对爱情和性无所谓，最根本的是对未来无所谓。所以她才会有怀疑、有矛盾。这种怀疑与矛盾，包含着人生巨大的虚无。”在叶兆言看来，写作并不是要做道德审判，而是告诉你现代人真实的困境。

　　不过叶兆言也说，“苏珊”引发的“小三”之争，绝不仅仅是放在今天才会成立的命题。“我们旧时传统中，一个成功男人纳妾很正常。延续至今，有人便有某种偏见，把拥有女人的数量看作评判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我这本书的遭遇无意间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人们对这个话题的极大兴趣。”眼见关于“小三”的论战如火如荼，叶兆言只能无奈一笑，“既是论战就要分成两派。有谴责，必有认同？否则怎么争得风生水起。”

　　“不能得到好处，还不让人家说”

　　和叶兆言交谈时你会发现，他很少讲自己的“峥嵘岁月”，反倒不避那些“走麦城”、“不如意”的经历。

　　作为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之孙，作家叶至诚之子，在外人看来，叶兆言在文坛找个立足之地，自是占得先机。然而，叶兆言却被从小教育“干什么都可以，但不要从事写作”。叶兆言出生那一年，叶至诚因为和高晓声、陆文夫等作家创办文学杂志《探索者》成了右派，生活非常狼狈。

　　然而当了几年钳工的叶兆言还是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最初的写作，叶兆言觉得“很容易”，可以“一天中同时有两篇小说在刊物上发表”。不过很快，退稿运找上了他。1980年到1985年，叶兆言断断续续地写，却一个字发表不了。“退稿退得我脸皮都厚了，我把它比喻成放鸽子，寄出去，退回来，再寄，如此反反复复。”

　　叶兆言屡受退稿折磨时，恰好刚当上父亲，又在读研，日子过得相当清贫。囊中羞涩，于是写文章，用的笔名都和钱沾亲带故，用得最多的是刘克。叶兆言说，本来想用德国货币单位马克，但怕用稿单位受不了便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谐音字刘。类似的笔名还有梅元(美元)、萧菲(小费)。

　　若换做别人，在退稿运的纠缠下，早就转行另寻出路。但叶兆言却偏偏要一条路走到底。1985年，他终于发表了小说《悬挂的绿苹果》，就此告别写作史上最糟糕的岁月。

　　叶兆言对于写作的执拗，网上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有好友拜访，叶兆言却很酷地说，你先出去逛逛，我还有一个章节没写完。友人只好出去逛街，回来时，叶兆言刚好完工，很热情地招待了人家。

　　作为叶兆言的朋友，专栏作家刘原将这个网上段子评价为“老叶脾气极好，但却不是毫无个性的人”。刘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曾专门记述了好友的几个“个性事件”：有回，“天涯网”给叶兆言做访谈，有个网民攻击其小说，叶兆言不亢不卑地回应——“很抱歉我的小说给你带来了不适”；还有网友问叶兆言，“你是著名作家，有没有女粉丝送来艳遇？”叶兆言答，“我每天除了写作就是买菜做饭，是典型的坐家，没有艳遇。”刘原记得，后来在南京的饭桌上说起这个段子，作家苏童还调侃叶兆言，说他应该这样回答：“月华同志(叶兆言的太太)，不要以为在网上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

　　叶兆言在苏童等一众朋友中素来人缘很好，无论谁出新作，他都会找来读读。按他说法，“那是最本能的反应，算是对朋友表示致敬。”几年前，叶兆言在一家杂志上开过“兆言专卖店”，将与他相熟的好友一一“出卖”。余华、苏童、格非……，无一“幸免”。

　　叶兆言第一次见余华，是和苏童一起，三人约好在上海火车站碰头。苏童此前和余华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只觉得“个子不太高”，而叶兆言压根没见过。

　　人海茫茫的上海火车站，“个子不太高”的人太多了，结果叶兆言和苏童一旦看到“形迹可疑”之人，就喊一声“余华！”喊了一次又一次，前后总共一个小时，被喊的人没一个有反应，两人也觉得这种做法实在“太蠢”，只好放弃。

　　叶兆言在“卖”友时，态度的宽和敦厚，被作家陈村评价为“自爱兼爱，宅心仁厚”。而刘原则说，这与叶家的家风有关——端正，勤奋，朴素，温和，低调。叶兆言说他对祖父印象最深刻的，是祖父永远都是一个伏案写作的背影。多年以后，叶兆言写《1937年的爱情》，到档案馆借来的资料足有一人高。作家林白感慨：叶兆言的治史功夫，文学界是公认的。

　　其实，叶兆言不仅会真心赞许自己的一众老友。生于50年代的他还表示，很欣赏作家韩寒。韩寒曾说，作协的作家都是被包养的。身为作协中人的叶兆言笑说，古今中外太多的例子都说明，作家其实很难摆脱被“包养”的命运——作协、大学、各种富人或财团等。“作家都有内心虚弱的一面，并不奢望过上高贵的生活，但渴望获得生活的保障，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因此，你不能得到了好处，还不让人家说。”在叶兆言看来，作家的这种尴尬处境，刚好说明作家并不神圣，“被包养是原罪。有些命运难以摆脱，但必须有底线，那就是写作的自由与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旧时传统中，一个成功男人纳妾很正常。延续至今，有人便有某种偏见，把拥有女人的数量看作评判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对话叶兆言：作品不被阅读时便是垃圾

　　写小说就像给轮胎打气，写到最后把气打足就行了。不要到处讲主题，这样会走气。

　　《小康》：《苏珊的微笑》是个很“文艺”的书名，听说有人建议你把小说改叫《婚无力》？

　　叶兆言：改名我是无法接受的。我在写的时候，就老觉得有一张美丽的面孔在那儿微笑。小说写的是一个死亡的故事，而微笑和死亡的对比非常强烈，就像黑白照片一样。对我而言，作品的命名非常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

　　《小康》：作为男性，你对书中杨道远所扮演的角色怎么看？

　　叶兆言：杨道远对残疾、并且背叛过他的妻子的坚守，其实是反映了男人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读者可以有多种理解，可以理解为杨道远这么做是因为爱；也可以理解为世故，放弃婚姻等于放弃官场；还可以理解为他崇高，有时人投入到崇高之中，会感觉很好；甚至可以理解为是懒惰和犹豫，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决断。所以，杨道远最终的出轨是有代表性的。

　　《小康》：这本书你收尾很快，苏珊的死似乎还有很多东西可写，但你给的篇幅很少。

　　叶兆言：省略，或者说不发挥是我追求的个人风格。我父亲的朋友高晓声跟我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像给轮胎打气，写到最后把气打足就行了。不要到处讲主题，这样会走气。

　　《小康》：“苏珊”为你惹了不少骂名，但你却说，作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连批评的人都没有。

　　叶兆言：现在人们更喜欢通过话题来表达批评，而不是对故事本身，这样的批评往往发生在阅读之前。作为写作者，我最担心的是没有人去读。一个作品不被阅读的时候，它就是垃圾。我显然离畅销小说很遥远，这只能说明我写得不够吸引人，但我依然很努力，很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就好像把一块石头往山上推，但不一定推得上去。但作为写作者，我只有拼命将它写好，尽可能写好，写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就认命吧，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等待机会。

　　《小康》：文学的弱势地位，是不是说明我们处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

　　叶兆言：中国是不缺少阅读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正是因为我们把读书提升到如此高的境界，才让阅读变得越发功利。人们都希望能花最少的时间读最有价值的书，就像吃灵丹妙药一样，这让我们的阅读走到很怪、很荒诞的圈子里。在我看，阅读只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它可以用来对付无聊，无异于看一场精彩的体育比赛。

　　《小康》：你会否怀念文学、作家红得一塌糊涂的上世纪80年代？

　　叶兆言：80年代，一本书可能会让一个人功成名就。但那时的文学，是变异的，它甚至会代替政治、法律的功用。现在，文学反倒更纯粹，成了真正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

　　《小康》：在你的写作中，想象力是一个关键环节。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想象力会衰竭？

　　叶兆言：想象是一种能力，是能力必然就会衰减，如同人的性能力。于是写作就变成一场持久战。最终的失败也许不可避免，但我起码目前还不准备放弃，不战而降是件很耻辱的事情。更何况，放弃写作，我的生活没有意义。

　　《小康》：20多年，你一直在写。不过总会有人唱反调：“一个作家何必写太多，写几部好的作品就行。”

　　叶兆言：有人觉得王之涣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让他千古留名。但我想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不会凭空只写两句好诗就能让人记住。他一定是写了很多，只留下了一点点。

　　而且千古留名这样的想法也很可怕，是无端把写作的意义夸大了。写作更多是为了“我”，为满足作者自己。写作就像珍珠，珍珠是什么？就是蚌的体内的一点毛病、痛苦，磨呀磨出来的。写作的人一旦开始写，就是在对潜在的读者说话了，你与这个潜在的读者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你不是向他表明你的伟大，也不渴望他的崇拜，你只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和你平等交流的人。因此，写作是很充实的，所谓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我觉得那是针对反响、轰动这些书写之外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