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上都，忽必烈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成就了他最大的历史贡献。这位蒙元皇帝以儒学治国，让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实现了大交流、大融汇、大发展。

　　接受儒学治国思想

　　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徐进昌认为，元世祖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之孙，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薛禅皇帝”。由于他的黄金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在青少年时期便受到政治界、文化界、思想界、宗教界人士的熏陶和影响。在漠北汗廷皇子的营帐，请去海云、刘秉中、赵壁、姚枢、郝经、许衡等中原与西域的学者、高僧和各类治国治学的名人雅士讲学、授业、解惑、传道。

　　青年时代的忽必烈就热心学习汉文化，并开始倾心于儒术，“思大有为于天下。”

　　忽必烈和他同时代的蒙古贵族，最初接触汉文化，了解儒学，主要通过一些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僧徒、道人、医生及通译人员的介绍。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都礼仪有加，让他们为自己敬天祝寿，因此佛、道中有声望的人物，都受到他们的敬重。通过他们，儒学思想开始锲入一些有作为的能接受新事物的蒙古青年贵族的思想中。

　　形成儒家治国理念

　　忽必烈被蒙哥任命为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管理河南、陕西等汉地，任用汉人儒士。这段经历，使忽必烈成为蒙古王公中对汉文化态度最为积极的一位。而由于忽必烈用儒家思想治国，尊重儒学、佛教，也乐于模仿前代汉人王朝的制度，使元朝经济文化发展繁荣，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实现了双向交流。

　　忽必烈在宫廷成长之际，即被学子推崇为“儒学大宗师”。他立志要创下像唐太宗一样的作为。所以，他35岁时成为执掌漠南各地的藩王，统领陕西、河北、山东诸地军国大事。在他周围集聚了为数众多的饱学之士和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他公开宣称为儒学学子作主。

　　忽必烈两次颁发令旨，昭告臣民，“以后我与你们做主”；“秀才们有的公事言语，你休怕，我根底奏将来者。”这时的忽必烈，以儒士的保护神出现。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便在汉人儒士中传布开来。儒士们形容是“天下望之，如旱望雨”。于是教授经术知名的理学宗师许衡，忽必烈咨以经国安民之道的潞州人郝经，曹州人商挺、交城人张易、真定人李治、董俊、董文柄、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乾州人杨奂等均投附到忽必烈的藩府来。

　　“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显示了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汉族阶级儒士间的政治结合已经初步完成。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成铺筑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准备了必需的干部。”

　　徐进昌说，“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忽必烈和他为代表的开明集团选择了以“汉法”治国，建立正统的新王朝，表明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练和发展，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已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管理全国的民族。

　　当然，实行汉法并不是汉化，蒙古贵族的特权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大扎撒等得到了延续，草原的游牧生存方式得到了保护。“祖述”和“变通”有机的结合，保证了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到忽必烈的延续和转变，赢得了元王朝的百年的发展和繁荣。忽必烈和以他为代表的开放改革派实行“祖述变通”的路线，适应了征西夏、灭金、占有中原后的政治、经济形势。

　　蒙古贵族不仅征服了北部中国的金朝，而且征服了南部中国的南宋，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完成中华一统的游牧民族。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在多民族、多地域、多成分的文化融汇与发展中前进，形成多元共荣的中华文明，使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文化融合

　　徐进昌说，游牧文化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保持了更多的初始性和顺应自然的理念，所以对其它文化有着更多的适应性和接受的意愿。

　　对于这点，徐进昌指出，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三代，都拥有超强的实力；对于列强，差不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们本来有机会、有实力藐视其它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与理念，他们却选择了接纳。

　　在蒙古铁骑灭西夏，征金朝，宋朝廷腐败无能之际，草原深处的蒙古皇族大帐里，仍然延请中原的儒学之士讲学论道，蒙古青年才俊在用心学习中原文化。忽必烈在漠北草原的哈喇和林罕廷作休闲王子时就招募儒学名家治学。

　　“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忽必烈一统华夏以后，延请西藏的八思巴，拜为帝师。授权八思巴创制能拼写多种文字的元廷新字。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教、基督教盛行，孔庙、帝师寺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和而不同，形成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本报记者 张昊文

　　■忽必烈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