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协议》看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

　　编者按：今年是《广场协议》签署25周年，也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20周年，很多人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年的日本有比较多的相同之处。当年日元在美国的压力下大幅升值，而中国现在同样面临美国的汇率压力。是当年日元的大幅升值造成了日本失落的10年吗？如果人民币做同样的选择，会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此关键而富于争议，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和美方聪明地回避了汇率问题。但政治上的考量和较量并不影响外界对汇改的期望加温。从本期起，编辑部会陆续邀不同领域的专家从不同角度撰文，我们会把不同观点和立场都呈现出来，希望能通过这一组稿子对《广场协议》的后果和中国宏观经济有一个深入而透彻的解读。

　　文_梅新育

　　日本经济从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优等生”到10年萧条、10年复苏乏力，泡沫经济兴起和破灭是关键的转折点。而日本泡沫经济之所以兴起，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由西方五国(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签署的协议公报第18节如是说：“基于经济基本面与展望的变化，各位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认为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有秩序地进一步升值是可取的。当这样做有利时，各位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随时准备开展密切协作。”正是这段结论启动了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的进程：1985年9月20日~24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为240～230∶1；24日~27日，日元汇率上升到230～220∶1；9月27日~11月1日，日元汇率为220～210∶1……到1987年12月11日~1988年1月4日，日元对美元汇率已经上升到130～121.65∶1。随着日元升值，日本也一步步走向泡沫经济崩溃的深渊。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令人窒息的漫长萧条而难以自拔。

　　日本泡沫经济与《广场协议》

　　其实，日本本来有可能不走到这一步。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联邦德国两大经济“优等生”国家挟着巨额贸易盈余走到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对拉美、亚洲和非洲进行大量工业投资，支持第三世界工业化，进而拉动西方国家工业品出口，带动世界经济摆脱长期萧条。一条路是走上金钱游戏道路，并为已经陷入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的美国提供廉价融资，助其解套。日本和联邦德国本意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联邦德国社民党发表了著名的《勃兰特报告》，主张南北合作共同发展；为解决“黑字还流”问题，日本也计划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工业基础设备，包括墨西哥、伊朗、巴西和中东。三菱集团研究所倡议创办的日本全球基础建设发展基金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发展铁路、供水和发电等基础建设；1986年发布的《前川报告》提出，为了摆脱由于巨额经常账户顺差而造成的在世界上孤立的“危机状况”，日本必须改造成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并扩大海外投资。其后数年，《前川报告》隐然成为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蓝本。

　　假如日本沿着这条道路持之以恒走下去，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本大概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但美英右翼势力唯恐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危及其经济优势和战略统治，对此极力阻挠。美国学者凯塞·沃尔夫曾在《美英如何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中称， 1978年时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美国著名国际战略策士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告诫日本：“你们不能帮助墨西哥，因为美国无法容忍边境周围出现一个新的日本。”由于日本本质上至今仍然是一个美国军事占领的战败国，这种“布热津斯基原则”得以有效实施，强力推动日本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与此同时，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起确立的“脱亚入欧”思想倾向也有力地阻止了日本真正迈向第一条道路。帝国主义时代崭露头角的日本在崛起之初便充满侵略压迫邻国的原罪，在掠夺基础上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日本又以此对亚洲邻邦满怀鄙视。直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知名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所作《别了，亚洲！》一书仍然风靡日本。

　　在盎格鲁-撒克逊金融霸权主义的把持下，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即使日本、欧洲这样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边缘金融霸权，也同样无法逃脱中心霸权转嫁金融泡沫的厄运。在大堆精妙理论的包装下，《广场协议》成功地将金融泡沫转嫁给日本，在日本制造了庞大的“超级日元”泡沫，引诱日本充当了境外美元资产的大买主，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融资，为濒临绝境的美国房地产投机商“解套”，为美国的通货与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本国最终却在不可避免的泡沫破灭之后陷入10年萧条漫漫长夜，至今每每欲振无力。凯塞·沃尔夫等人干脆直指美英联合通过《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工具蓄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威尼斯泡沫骗局”，诱骗日本入彀。

　　确实，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10年”与《广场协议》摆脱不了干系，正由于日元过快地大幅度升值，同时迫于美国压力快速、全面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刺激了日本在海外大规模投资，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就上升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资本输出国，“收购美国”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也应运而生。对此火上浇油的是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日本迫于美国压力实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以至于日本经济界人士中间弥漫着永久低利率的神话，有人甚至声称日本的低利率应该是世界“低利率接力的最后一棒”。正是这种低利率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资产市场的膨胀，1989年东京黄金地段帝国大厦的地价就超过了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的价值，一个东京市的地价竟然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另一方面激励了企业、个人、机构奉行激进的高负债策略，借入资金用于国内外资产市场的投资。当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到顶峰而日本银行也不得不修正超低利率时，资产价格泡沫轰然破灭，众多日本企业、机构和个人转瞬之间沦为“亿万负翁”，致使日本的经济复苏之路在巨额不良资产的拖累下格外坎坷。

　　中国面临日本困境

　　时隔25年，中国走到了类似日本当年的三岔路口：同样是出现了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同样是积累了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同样是资产市场泡沫方兴未艾，房地产市场尤甚；同样是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威胁开始露头……最重要的是，同样成为美国压迫货币升值转嫁泡沫和危机的焦点。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某些特点，假如中国走上类似日本当年的道路，下场多半比日本更惨。

　　首要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出口、国际收支的核心竞争力和稳固性不如当年的日本。无需否认，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当趋向升值；在不太久的将来，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以便确立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也是必要的。但如果在过短的时间里过大幅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我们除了要面临日本在《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后的局面外，还要遇到更多的问题，因为彼时日本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我国还远远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

　　就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大来源——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中国从中收获的不过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而日本当时是依靠内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途径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赢得贸易顺差的。未富而货币先升值，将损害中国制造业持续增长的前景，而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我们的根本利益又在于实体经济部门，在于制造业，因为只有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现代服务业，因为只有制造业才能为我国国民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并让经济增长的利益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分布，而不是集中在小小的精英群体身上。

　　大幅度的汇率调整将在几个方面重创我们。

　　——恶化出口效益。就总体而言，多个行业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结果颇不乐观，因为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民币短期内升值3%，将导致主要出口行业利润下降30%~50%。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景象一旦成为现实，中国出口将蒙受何等打击，中国月度贸易逆差问题将如何陡然恶化。

　　——妨碍产业结构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由于利润微薄而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按风险金额排行，由于建设和生产周期较长，电站、轮船、铁路、通讯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最为突出，某些企业2007、2008年汇兑损失相当于其利润的30%~40%，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估算，目前上述行业企业在手合同约1500亿美元，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整个行业将减收300亿元。尽管某些分析者期望人民币升值能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提升的契机，但由于当前情况下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人民币升值中预期损失最大，所以贸然行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将事与愿违，不是促进、而是损害中国提升产业结构的努力。

　　——令海外直接投资存量面临汇率风险。与一般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想象不同，由于对外投资者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人民币汇率急剧升值还将导致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资产存量面临缩水风险，企业负债又将成倍放大这一风险。笔者曾根据2005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数据做过估算，在一定前提下，海外投资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贬值1%，中国投资者所有者权益损失46.2亿元。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成倍增长，人民币升值的潜在损失也在加倍放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不仅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而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不仅在总体上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高水平投资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投资在国内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延长实物资本的生命周期，并缩小区域发展的落差。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资本过剩，但相对过剩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总体上不存在相对过剩资本，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短缺之中。

　　人民币升值将推动我国沿海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外转移，在国际背景上考察，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要与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部分资本；对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而言，当他们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又比中国中西部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对过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在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的压力下出于单纯逐利动机赴海外投资，就无异于剥夺了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当区域发展失衡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高程度的时候，剥夺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意味着什么，无需赘言。

　　由于中国人口密度大，房地产价格保持在适度高位有助于遏制国民追求过高的居住水平，而将购买力集中于消费可贸易品，从而激励本国制造业发展。但如果上述一切成为现实，制造业受创将迫使实体部门资本因生意难做、盈利预期恶化而更多地流入资产市场。近几年，这种“产业空心化”已经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不少企业身上，笔者认识的中小企业主中就不止一个这样抛弃了起家的主业，当起了专职的房地产和股市炒家。新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又会推高资产价格，令当事者陶醉于资产价格节节高涨的“繁荣”景象，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逼近，直至“最后审判日”来临方才惊觉，却已经回天无力。

　　《购银法案》是否会重演？

　　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是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主力，但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并不是美国第一次企图提高中国货币汇率以转嫁其国内压力，早在1934年，美国政府就通过制订实施《购银法案》(The Silver Purchase Act)“成功”地干了这么一次，只是这种“成功”的结果对美国毫无裨益，因为美国国内微小的白银生产部门从这一“成功”中的受益仅仅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美国由此在经济和外交战略上付出的代价却极为可观，对中国则是惨痛的悲剧。

　　1929~1931年间，由于世界其它国家逐渐放弃白银的本位货币功能，在另外一个仅次于中国的传统用银大国印度，英印殖民政府也根据印度货币与金融皇家委员会1926年报告建议抛售了大部分白银准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银价长期下跌趋势有增无已，出现了世界性的白银向中国流动趋势，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多数就地转化为白银资本内流，内流资本又高度集中地投向上海租界的短期房地产投机，资产价格泡沫日益膨胀。内地农业萧条，原来用于收购内地农产品的资金滞留上海，进一步给上海的泡沫经济火上加油。1934年6月，在白银生产利益集团的策动下，同时也是为了将中国拉入美元集团，并打击中国、印度民族工业，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彻底扭转了白银资本的国际流动方向，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动压力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推向币值稳定与遏止资本外逃无法两全、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窘境。此前，购买外币的外资和民族资本家因银价上涨而损失惨重。货币改革以后，国民政府实行稳定汇率政策，实际上为资本外逃者提供了保险，从而促进了资本外逃。

　　为了挽救工商业，货币改革之后应当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将强化资本外逃的动机，除非运用高利率工具实行极端的通货紧缩，市面上货币仅仅勉强够流通之用，没有游资可以外逃，危机才不至于马上爆发，但极端通货紧缩和高利率的双重压迫又必将加深工商业的危机。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名义中央政府，虚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足够能力贯彻其保卫本国货币的意志，日本投机商就公然动用武装为自己的白银走私护航并在交火中击败中国警方；由于不少身居高位的官员藉此谋取私利，南京国民政府保卫本币的意志也完全谈不上坚定。《购银法案》实施时间不长，上海就流失了一半存银，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

　　国际游资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这场攻击在短期内就将中国经济推入极为严峻的通货紧缩，上海房地产市场蒙受毁灭性打击，由于房地产在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房地产市场呆滞又进一步阻滞了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波及全国。在长期内，由于货币改革后的法币成为不兑现纸币，取消了对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约束，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率扫清了道路，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通货膨胀又几乎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体制一度倒退到王安石乃至杨炎之前的实物财政制度，金融关系全面萎缩而沦为财政簿记，货币发行逐步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货币本位制，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事实终止半个多世纪。

　　今天，面对中国加快“赶超”的态势，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不会坐视。而要消除新兴大国的竞争压力，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它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而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它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某些西方政要和舆论对印度、越南之类国家的溢美，某些大国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刻意扶植和拉拢，不过是上述策略的体现而已。从此视角来看，美国议员们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度升值的咆哮不仅仅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年抢夺镜头，背后也隐藏着不战而胜摧毁中国“赶超”希望、令中国尽快“被赶超”的战略企图。中国是否会让他们的战略企图得手？经过几轮交锋，直到刚刚结束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仍然坚持了自主决定人民币汇改的立场，我期望中国能够始终坚持住自己的思路和调整节奏。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