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相对主义”和“尼采式”解读

　　文_王家曦

　　被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袁腾飞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麻烦漩涡的中心地带，先有与出版商的版权之争，后有网上风传的因“不当言论”而被主管部门点名批评，其在《百家讲坛》的热播系列《塞北三朝》也在辽国篇后戛然而止。“挺袁派”自称“藤枝”，结成舆论联盟捍卫袁腾飞的声望，“倒袁派”则到教育主管部门网站上留言，指责袁腾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早几年在央视讲史走红的易中天、阎崇年，虽然也饱受争议，但最终并未被如此上纲上线。袁腾飞蒙受“特殊关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袁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者，他的观点和对历史的解读究竟是否正确，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二是袁作为一个向公众宣讲知识的教师，他个人的观点是否可以如此表达？他所发表的言论与他的教师身份是否相符？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该持有何种历史观的关键。

　　山寨版的尼采？

　　与“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不同，袁腾飞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海淀区历史学科带头人”，并不是一个以治史为专职的学术人物。古人云“暴得大名，不详”，袁腾飞对此可能早有预见。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袁腾飞在谈及“出名”的感受时表示，“一个高中历史老师，出名都是非正常的，因为我面对的都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但发达的传媒却让袁腾飞和他的言论大大超越了“茶杯里的风暴。”诸如“业余军事爱好者斯大林”等等言论，以及他对10年“文革”的个人化解读、对日本超脱民族主义的欣赏，凡此种种，加上他高中教师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在《百家讲坛》以外、小圈子以内的一言一行以“门户视频网站”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广为传播，在赢得大量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藤枝”支持的同时，也招来了许多高声的反对。

　　古往今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总是要活在争议之中。100多年前，一位想要像太阳一般照耀整个世间的疯狂天才，一位在癫狂和孤寂中踽踽独行的智者——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与他那些谨慎笃行、具备深厚逻辑传统的德国同行们格格不入，既不像康德那般时刻“仰望星空”，也不像叔本华那样将人生置于“苦痛与无所事事的钟摆之间”。在那个思想者群集的时代和国度里，尼采的不可归类和难于为人所知，成就了一个个人化的符号。在尼采的整个哲学体系中，“上帝死了”是一个核心命题，也是审视整个尼采超人哲学的重要切入点。既然“上帝死了”，那么一切由“上帝”所划定的价值本身就流于虚无，因而才有对“重估一切价值”的迫切需要。在神权回光返照、理性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特殊历史时刻，尼采注定会成为争议的中心。而他的价值，也毫不意外地在身后多年才逐渐为人所知。

　　以此观之，袁腾飞的被攻击，或许只是天晴前的骤雨，而他讨要数百万元版税却被斥以“很没有诚信”，恰如其因出言乖张“暴得大名”一样，只能出在山寨遍地的中国。

　　待解的历史包袱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传世名著《1984》中为“大洋国”设置了一个“真理部”，专司使历史向政治低头屈服的涂抹工作，每每把历史修改得面目全非。而在中国的某个特殊时期，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考虑，历史被人为地扭曲变形，或被框定成不可涉足的禁区，对领袖人物“只有成就，罕见错误”的泛神化评价被固化沉淀，刻意美化取代了客观评价，虽有若干纲领性文件作指导，但实际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确实止步不前，“后遂无问津者”。

　　那个年代虽已远去，但那个年代的政治遗风却如乌云一般经久不散，成为拖累整个社会前行的沉重历史包袱。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所说，“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在改革的新阶段，面对民众越来越多的疑虑，如何能从历史资源中求解，走出思想上的困境？首先就要从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继承中寻突破。

　　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台湾地区民进党要求彻查两蒋时代“动员戡乱”背景下的秘密警察以“还白色恐怖被害者一份公道”，还是已故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在任内推进的调查苏联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的行动，背负相似历史包袱的政治势力，都在尝试通过还原历史，善尽职责来重塑自己的形象。这不仅在客观上逐步消除了恐怖政治的后遗症，也通过史实教育了政府和民众，还能在现实政治语境下通过对历史欠债勇于负责的积极姿态化解社会矛盾，重新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巩固政治资源。

　　由此可见，即便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需要，执政党也应该主动出击，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化的历史观点，以勇于解开历史包袱的姿态集中政治资源，扩大支持面。而与之相对的是，对历史做人为的割裂与重新组合，依照某种特定的偏好而有所取舍，并将一切错误和问题归结于笼统的“历史局限”，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并不能对解读历史或者思考现状有所助益。

　　堵不如疏

　　袁腾飞对历史的解读，当然不乏情绪化和片面性，其表述途径和方式也的确有待商榷，但同时应该看到，正是书本上长期以来对历史事实的片面解读，促成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希望以“尼采式”私人解读的方式，来突破陈腐而孱弱的“历史相对主义”史观，并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态度，对自身所掌握的史实进行价值解构和重新评估，进而为当前社会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

　　应该看到，现实中对历史的遮蔽和封锁往往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消极效果，并且会刺激知识群体和民众对历史真相的挖掘和探讨，在缺乏可信的史料的情况下，对历史的私人化解读可能会给固化的传统历史观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一片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质疑和求索的暗流可能正在涌动，当民众对一种片面而匮乏的史观的不信任感累积超过临界点，就有可能让社会陷入更大的被动和冲击中。这并非是任何人愿意看到的。

　　国史大家钱穆先生有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中国人重视读史修史的传统，使得中华文化以历史主义视角，时刻不忘省思自身在时代洪流中之所在，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多年以来的历史教育成效不彰，新史学研究徘徊不前，其原因想必在于以固化变形了的传统史观为先导，在未读史之前先产生了一个自我框定的狭隘视野，其所耳闻目见当然流于泛泛。历史本身就是因有对其不断的循环论证而存在，进步的源头在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不在于固化之一统结论。历史精神之所在，就是以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等价值，来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不断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历程。

　　正因为如此，树立超越意识形态而不止于一时一事的大历史观，才是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这种大历史观恰为我们当前所欠缺。袁腾飞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私人解读，一如尼采的哲学思想，虽然是以一种颠覆式的观点和方式呈现，但内里所体现的理性和批判精神却发人深省。袁腾飞在这样的时刻挺身而出，不仅此其时也，也让人深感欣慰。他和他所代表的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力求还原的态度，不仅是肃清“历史相对主义”流毒的利器，如能继续自我完善，还可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重要时代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