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当院士兼职泛滥时，院士头衔的学术价值在渐趋消解，形象也在自毁，最终势必祸及知识产品的可信度。中科院表态“反对院士兼职过多”，就是着眼于重申规范，起到现实纠偏之用。给院士乱评审、瞎指点，及出席礼仪性、庆典性活动“设限”，令他们“有知有节，立范于世”。

　　但慷慨表态之下，仍有含糊其词之处：何为“兼职过多”？“不当报酬”有明晰的标准吗？反对之后，又有怎样的问责措施，确保有规必依？概念界定的语焉不详，辅助条规的稀缺，使得禁令软如棉花，威慑力大减。

　　院士兼职，过不在“多”而在“滥”，只要是投机式兼职，哪怕一份两份，都应坚决反对。若允许院士们“酌情适量兼职”，则是开了个小口子，给了其“合法徇私”的空间。而“不当报酬”，也显得语义暧昧，形同于“解释权归自身所有”。

　　再者，将作风建设寄望于“道德自律”，惩治乏力，不免失之理想化。“头顶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与尊严虽是软性约束，却有时刹不住“逐利之心”的信马由缰。要严禁院士滥兼职，就不能在问责制度建设上“温情脉脉”，而应像治学术腐败那样，“零容忍”“严惩治”，让院士“走穴”背负巨大的成本。

　　设限明晰化，标准具体化，“反对院士滥兼职”才能在有规可循中，不至虚妄。学术界疏离名利场，院士向务实求真回归，科学的外衣才会剥落“功利化”污渍。

　　学术的田野，需要心无旁骛的垦荒者，去精心开荒、收割“知识”麦子。当求知者少了利欲，追寻的才不是“稻粱谋”或“登龙术”，而是真知。（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