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景象，而是充斥着异常乖戾的匪气，比试的是谁的拳头大谁胜的黑道手段。困惑在于：如果土炮合法，强拆算啥？如果强拆合法，土炮算啥？而担忧在于：如果最终被称作正义的一方，其取胜之路径是建立在如此博弈的方式与能力之上，这带来的是什么，送走的又是什么？

　　——武汉一农民为了反对强制拆迁，学“阿凡达”自制火炮，两次打退拆迁队。扬子晚报的评论呼吁，迅速开启公民权利表达的法治路径，避免土炮式的“本能抗争”。

　　行政化归宿，这既是体育举国体制自我延续和发展的需要，也是运动员实现价值的必然途径。在这个体制下，奥运冠军以自身的圆形轨迹，演绎了举国体制的周复轮回。奥运冠军的行政化归宿，是向后来人展示体制魅力的极好素材，为正在或将要投入这个体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个绝佳的励志童话。

　　——山东省9名奥运冠军一起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引发舆论关于“奥运冠军该不该和行政级别挂钩”的追问。华商报的评论认为，本没有“该不该”的问题，这是举国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人们谈论收入分配改革，因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但蔡所长却把这个问题偷换成了 “城乡差距问题”，然后说：“看不到城乡差距是在缩小或者不变。”从而一笔勾销了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富人应该继续获得“通货”，低收入者却应该忍受低生活水平以确保通货不会“膨胀”，这就是蔡所长的独特逻辑。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称，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恶化。青年时报的评论称其“选择性失明”。

　　过度阐释高考作文题，并试图从作文题中分析出无限的社会价值，试图从中挖掘出“金矿”，就是对高考这个人才选拔的“度量衡”过分倚重。本来，高考作文题未必有多少“含金量”，是人为注入了“金元素”。由高考作文题引发的 “狂欢”与兴奋，就是在对现行高考制度的 “加油”。

　　——关注与评点高考作文题的热潮一如既往，而羊城晚报的评论则反其道称：不必过度阐释高考作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