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

　　在杨友德家周围，四处都贴满了标语，内容全部和维权有关。56岁的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

　　在他的家里，摆着物权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书。很多条款，他能全文背下来。

　　他喜欢用维权、话语权、平台，这样的词语。

　　当他站在吊楼上，演示他如何对付来施工的队伍时，他说，有时候站在那上面，他也发抖。

　　是自己被拉下来，是伤了别人坐牢，还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现之前，他说“我只能拼了”。

　　我不要消极抵抗

　　记者：什么时候决定造这个土炮来保护房屋？

　　杨友德：2009年12月份，他们通知我说要强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记者：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办法？

　　杨友德：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么干。我觉得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我不会烧死自己。

　　记者：你觉得他们是消极抵抗，你呢？

　　杨友德：我觉得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听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很难受。我不是消极的，我曾经想到过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杀，我不会杀我自己。

　　外面强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迁人。轮到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第一我不想死。不想死，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记者：怎么会想到用礼炮？

　　杨友德：我们这个家庭兄弟六个，没有进公安局的犯罪记录，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违法的，不敢干。烟花，我估计还打不死人。

　　我们既要守法，又要保护自己，就要会想办法，看到利害关系。这个火炮不指望保护，只是推迟的作用。起码有了烟花，他们不敢和我争，我是在争取时间打110。

　　他们强大，我们弱小

　　记者：你觉得这个办法管用吗？

　　杨友德：对这种拆迁，我希望用这个来阻止。虽然我把握不大，但这个指导思想比肢体接触好，肢体接触相当于送死。我也想过，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许就被打死了。为了这个我还写过遗书。

　　记者：遗书的内容是什么？

　　杨友德：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是要依法维权，拿回我们应得的钱。

　　记者：你说让他依法维权，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依法维权吗？

　　杨友德：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

　　记者：为什么说是非常时期？

　　杨友德：一个是他们强大，他们主动。我们弱小，我们被动。

　　如果说他们一个月攻打一次，我们一个月都会提心吊胆，不能睡觉，不能生产。这种折磨，只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才晓得那种恐怖。我们就生活在恐怖当中。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稍有不慎，会死人，这样就犯法了？

　　杨友德：对。我想过。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仍然会揭露他们办事不公。到时候我起码有说话的机会，比自杀强。

　　保护好现场才有话语权

　　记者：这一二十亩地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友德：这是我后半生的生活来源，太重要了。没有地，我就只能流落街头要饭。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

　　杨友德：我们想过很多。用烟花是唯一的。第一，他们强大，不阻止不行。他们给我的是霸王条款，没有谈判的平台，没有我的话语权。第二，不守住，将来是一分钱得不到。这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

　　我和他们讲过理，也上访过。

　　记者：没用吗？

　　杨友德：我不能再上访，我去上访，房子和土地就没了。只要一个小时，整个地就挖平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守住。我跟他们打交道太深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有保护现场才有话语权。

　　如果地被推平了，我去上访，人家跟我要证据。我的证据呢？证据被推平了，谁承认？

　　记者：尝试过去法院吗？

　　杨友德：法院这条路我走不通。我没有钱，打官司要诉讼费，我拿不出来。我也跟他们说过，让他们去告我。我是被告的话，我就不用拿诉讼费。

　　记者：你还相信法律吗？

　　杨友德：我相信。我相信法律条文都是好的，只是有些人执行的不对。我看了好多法律和政策，不看我没勇气，心中没有底，法律和政策让我心里有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