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分钟都有人因车祸死亡，怎么没不让开车？”王立山很气愤，如果不是媒体 “乱说”，金鸡台也不会成为众矢之的。

　　遭遇致命一击

　　2007年9月28日，在史家营乡金鸡台村的后山上，不时传来一阵阵爆炸声———这是市国土资源局、安监局、公安局等六部门组织的一次炸封非法小煤窑的行动。根据安排，北京市计划从2007年9月底至2008年奥运会后的一年内，炸封房山区、门头沟区1000多个非法小煤窑。

　　但村民依然在跟政府打游击，执法人员来，他们就跑，执法人员撤，他们就继续挖。

　　真正给非法盗采致命一击的是封路。

　　今年1月9日，房山建成贾峪口综合检查站，其位于贾史公路与108国道交汇处，是史家营地区非法开采和运输车辆的必经之地，有效切断史家营地区非法开采经济利益链条。

　　王立山现在忧心忡忡，如果再不能把煤运出去，矿工和司机就跑光了。

　　本报记者 林文龙

　　■小煤窑生存史

　　●1984年 国家政策允许私人开矿，京西涌现出数以千计的小煤窑。

　　●1990年起 由于挖煤对生态破坏严重，北京市矿业主管部门开始禁止私人办煤矿。

　　●1998年到2004年 为解决布局不合理及部分矿山资源枯竭问题，北京首次大规模集中整顿关闭小煤矿，将小煤矿数量从最高峰时的1653个压减至445个。

　　●2005年-2009年 全国煤矿事故频发，私挖盗采活动猖獗，北京下大决心将小煤矿数量减少至24个。2005年，房山区政府称，将在2010年彻底退出低端采煤业。随后，门头沟区也称，将在2010年关闭所有的小煤矿。

　　●2010年6月10日 北京小煤矿数量为零。

　　大安山“后煤矿”的转型阵痛

　　圈门打开，10只羊羔鱼贯而出。家门口的狗狂吠着，59岁的杨作伦随手扔出一块火腿肠，头也没回的赶着羊群进山。

　　2005年9月的一天，执法队员带着炸药炸塌了杨作伦家的煤窑，杨妻杨怀春怎么劝都不行，最后趴在挖掘机上哭，哭累了被人扶回家。

　　挖了30多年煤的杨作伦于是转型成了养羊专业户。

　　今年4月底，房山大安山乡关闭了全乡最后一座煤矿———新瞧煤矿，这个有着数百年采煤历史的山乡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大安山关闭煤矿从2005年拉开序幕，全乡6000多人口中，像杨作伦这样的转型者不在少数。他们在适应新角色的同时，也时常怀念过去以煤致富的日子。

　　巨变的乡村

　　大安山乡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热闹了。

　　最主要的变化是，曾经为了这里的矿藏汇聚的挖煤大军不见了。在大安山乡瞧煤涧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杨作伦说，自从2005年煤矿开始大规模关闭后，外来的淘金者成批离去，就连本地人也纷纷离开矿区，到外面挣钱糊口。留在村里的也不再靠挖煤生活。

　　这与以前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安山乡有关负责人说，全乡共有6000多口人，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允许集体开矿和个人承包煤矿后，挖煤就成了村民谋生的重要手段，经过几代人的传习，几乎成了他们生存或者致富的唯一途径。随着煤矿漫山遍野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外来者进山淘金，“那时沿路可见修车铺、小饭馆、小商店，每天拉煤车的声音响个不停。”

　　上世纪70年代末，杨作伦在大安山国矿挖煤，一个月能挣100多块，一家四口过日子绰绰有余。1998年，看着村里人纷纷承包煤矿，杨作伦也向村大队承包了两个矿。

　　那段生活是美好的，“每天能挖出5吨煤，一吨煤卖300块，除去工人工资能挣七八百。”杨作伦说，挖煤从不间断，夜里也能听见运煤车在山里轰鸣作响，每个人都很累，但看着源源不断的乌金，心里都很满足。

　　煤矿生意的红火也带动了运输业，村民张伟的丈夫在1995年前后买了一辆卡车拉煤，从大安山出发去坨里、涞水、张家口，一吨煤60块，为了多挣钱，核载5吨的卡车一次装10吨，一直跑到2005年，“那时挣的比现在多多了，还自在，想干就干，想歇就歇。”

　　村民王文龙挖煤没挣到钱，但他觉得，如果煤矿继续开下去，他也许能挣。

　　2003 年他承包了一个煤窑，但是炸了几十个眼也找不到煤，前期投入的4万块钱让他只能赌到底，好在找到了“青煤”，但这种煤煤质不好，只能凑合卖。他说，一吨青煤100多块钱，但在最景气的2003年前后也十分抢手，经常是煤从窑里运出来就直接装车了。

　　王文龙时常后悔，如果当初不开煤窑，像很多村民一样在山里扫煤土也能挣钱。成群结队的运煤车走在山路上，滑落的煤渣铺满了整条公路，不花本钱一天也能扫出一吨煤。

　　后煤矿发展

　　6月8日，沿着蜿蜒的山路上去，两侧除了满目的新绿再无其他。村落外的公交车站仿佛还在提醒着这里仍与市区的紧密联系。

　　曾经遍布的汽车修理点不见了，为数不多的煤厂外也不见煤车进出。位于乡政府附近的饭店，如今是全乡唯一的一家，因客人稀少，这里的价格丝毫不比市区的饭店便宜。

　　山沟里废弃的卡车，桩木和安全帽，让人依稀看到当年忙碌的景象。

　　乡里变得冷清的同时，也干净了许多。曾经黑乎乎的山坳被绿色覆盖，这里的人也敢穿上白衣服出门了。村民赵爱文说，煤矿红火时，村里的羊是黑的、麻雀是黑的、人脸也是黑的，“白衣服穿出去半天就变黑了。”

　　村民们承认，村庄比以前干净了许多，他们认为这是关闭煤矿的结果，以后也不会再有煤矿出现了，对于这个元末明初就有采煤史的山乡来说，煤矿即将成为历史。

　　8日中午，46岁的老杨躺在瞧煤涧村口的水泥墩子上打瞌睡，养足精神准备下午进山检查。老杨是瞧煤涧矿山执法队的队员，2005年煤矿陆续关闭后，他所在的执法队有200多号人，每天沿着密密麻麻的山坳寻找盗采痕迹，发现一个就炸一个，盗采者受不了这样的折腾，跑了。

　　没有了盗采者，执法队的编制也精简了，老杨成了100多个留守队员之一，干两天休一宿，每个月挣着乡里发的1000元工资，任务仍然是打击私挖盗采，不过如今这似乎成了假想敌。

　　“开煤窑先得放炮取眼，炸出来煤才能挖洞，但我们每天去炸，他们承担不起放炮的成本。”老杨说，炸一米深的眼要400块钱，有时炸了 10多个眼也未必看见煤，所以盗采就像赌博，在巡查队的打击下，更没有胜算。

　　大安山乡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组建矿山执法队就是为了防止煤矿关闭后，私挖盗采死灰复燃。乡政府还在出山的必经之路设了检查站，堵截运煤的卡车，就连支撑矿井的木桩也不许进山。

　　在进山的道路两侧，随处可见“全力打造北京鸽乡”、“生态大安山、活力大安山、和谐大安山”等宣传标语。

　　乡里人说，这是大安山告别煤矿后的发展方向，不再依靠煤炭资源。

　　转型的阵痛

　　杨作伦开始养羊了。后煤矿时代的大安山乡人几乎都转型了。

　　为解决关闭煤矿带来的就业难题，大安山乡政府想了不少办法。乡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说，根据2006年统计，关闭煤矿造成全乡1576人失业，为让这些人有新的岗位，乡里建了肉鸽养殖厂，让失业的人到矿山执法队和护林队里工作，也把剩余的劳动力向外输出，如今全乡的劳动力就业率达到了95%。

　　张伟如今在肉鸽养殖厂当厂长。6月4日中午，她在繁育仔鸽的棚舍里挨个笼子看鸽子是不是在孵蛋，她每天都要计算孵化的进度，因为肉鸽的销量关系到全厂20多名职工的收入。有村大队出面，销路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懂养鸽的人实在很少。

　　2007年，张伟曾跟着乡里组织的村民去外地考察，回村后乡里买了2000多对种鸽做试点，养了一段却发现很多种鸽不孵蛋，直到专家来现场才解决了问题，“养鸽子很讲究，饲料的配比和鸽舍的环境都很重要。”

　　如今，她所在的养鸽厂有近3万对肉鸽，按照当初的计划可以普及各户养殖了，但因为目前村民的住房都是封闭性建筑，不适合养鸽，只能继续按照试点模式经营。

　　张伟的丈夫如今在执法队工作，两个人每月收入2000余元，供两个孩子读书后所剩无几，她喜欢过去的生活，但也明白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了，所以只能铆足了劲往前“趟着走”。

　　尽管村里人叫杨作伦“杨百万”，但他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因为有钱人在关矿后都进城安家了。他也时常怀念自己承包煤矿的日子，自在、刺激。

　　“像以前那样生活也有不好的地方。”张伟说，大安山乡地势相对较高，加上连年的煤炭开采导致土层沉降，山里已经很难打出地下水了，没有水种不了庄稼，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很多民宅下面变成采空区，靠煤发财的人都到外面买了房子，而采空区上更多的人，都被安置到了安全的地方，如今，张伟所在的村子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离开。

　　远景有多远？

　　留下的人，都在跟着乡里的政策寻找新的出路。

　　杨作伦的妻子杨怀春在村里做护林防火员，每个月440元的工资让她很失落，她向外人抱怨，每天要走那么多山路，数那么多棵树。

　　她每次这么说都被杨作伦数落，“懂个屁。”杨作伦更担心的是采暖补助会不会取消，他说，以前随便拉两车煤就够整个冬天取暖，现在放着脚下的煤不让挖，每户只给300 块采暖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哪天补助取消了，我们怎么办？”

　　村民们还关心菜价的飙升，8日中午，两个河北的菜农在寺尚村村口摆出摊子，1斤苤蓝4块钱，1斤圆白菜3块钱，“太贵了。”赵爱文说，这些菜在山下都是1块钱1斤，还比这里的新鲜，但无奈这是全乡唯一的菜摊，自从煤矿关闭，连菜贩也不来这里叫卖了。

　　对于种种不便，乡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认为都是暂时的，“现在还是过渡转型期。”这名工作人员说，按照乡里的计划，煤炭经济已经成为历史，生态旅游产业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今后大安山将集旅游休闲、特色种植、绿色养殖等生态友好型产业于一体，几年内，大安山还将出现以鸽文化为特色的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个远景有多远尚不清楚。每当看见山路两侧即将清空的煤厂，大家都很清楚，挖煤致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偶尔看到煤厂老板为了涨价而囤煤，他们的心里也泛酸。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贾鹏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王嘉宁 秦彬 实习生 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