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的工资上涨已成必然，建立在极低劳动力成本之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逐渐降低。如果中国企业真要超越发达国家的企业，就必须在整体管理素质上全面超越他们。

　　7月1日起，富士康基层员工将加薪30%，而10月1日之后，达到相应绩效标准的员工将进一步加薪66%。作为全球最大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和“中国制造”的典型，富士康大规模加薪无疑具有标杆意义，一股加薪潮正在中国的加工工厂中蔓延。

　　获知加薪消息后，有分析师下调了富士康的评级，富士康在台湾和香港的股价也大幅下跌。这说明了投资界对劳动力成本上涨之后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担忧。那么，该如何看待加薪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中国经济还能够保持竞争力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回过头去，看看中国经济在过去获得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不妨先用一个例子做类比：1957年，云南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部落苦聪族。进入文明世界以后，按官方说法，该部落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按照今天的算法，苦聪族走出原始森林的头几年，其GDP增长速度一定是极其惊人的。可以说，苦聪族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飞速增长，但如果有人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个部落必将超越城里白领们的收入，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原因很简单，苦聪族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他们的收入与外界差距逐渐缩小，他们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要真正超越城里白领们的收入，必须在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上超过那些白领们，这是必需的前提。

　　这个例子与中国企业的成长故事有神似之处。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我们增长快的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改革开放前太穷，起点太低。而在经过了改革前的谬误之后，只要抛弃一些疯狂理念，让制度和秩序回归基本常识层面，就不难获得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从事同样的简单劳动，一个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20倍还多，开放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将中国工人送到美国打工，极低劳动力成本成为竞争力核心，这无疑是中国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一大动力。

　　然而，当经历一段高速增长，缩小差距之后，我们就面临着苦聪族式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人口红利逐渐耗尽的情况下，中国工人的工资上涨已成必然，建立在极低劳动力成本之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中国企业真要超越发达国家的企业，就必须在整体管理素质上全面超越。

　　后来者当然可以居上，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范例。但是，后来者居上是需要前提的，这一前提就是要把基本法律与行政层面的制度理顺，继使整个社会和企业运作的素质能稳步提高。

　　中国人往往迷信单纯发展会自然解决这些问题，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整个社会和企业运作的素质就会相应提高。这实际上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事实告诉我们，很多问题并没有随着增长而自然解决。比如，我们的法治环境有改善了多少？行政更清廉实现了吗？基本的商业契约得到更好遵守了吗？社会更有诚信了吗？……

　　中国商务部12日举行发布会，发言人姚坚表示，廉价的劳动力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外企内部待遇会随着中国法治的不断完善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工资水平也会进一步改善。珠三角加薪潮之后，商务部的这一说法实际上点出了今后中国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中国法治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