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与北京保利在今年春拍上频频创出佳绩，令上海的同行表情复杂。十多年前，香港、北京、上海3个城市串起了中国艺术市场的一条纵贯线，而现在上海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去年上海整个拍卖业的成交金额不足北京的一个零头，所谓“半壁江山”的说法，已是自欺欺人。这是为什么？

　　撰稿/沈嘉禄

　　一幅宋字，卖到4.368亿元

　　6月3日晚上，延安饭店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成立5周年春拍书画专场，灯火辉煌的拍卖大厅里群情高涨，时已23点，拍卖师和上千位竞拍者一个个瞪大眼睛，唯恐电光一闪错失什么。一件引起大家强烈兴趣的顶级拍品终于隆重登场，它就是此前被估价为9000万元，而被收藏界人士预测将冲破一亿大关的黄庭坚书法作品《砥柱铭》。风度极佳的拍卖师从8000万元叫起，在整个过程中一再推波助澜，反复鼓动，场内气氛始终火爆，至最后的竞价阶梯为1000万元，参与藏家竟还有七八位之多。叫价至3.5亿时还有三位藏家扭作一团，至最后一刻，两位电话委托者还在巅峰对决。最终，经过40分钟惊心动魄的争夺，这件国宝像斗兽场里鲜血淋漓的疯牛一样倒在3.9亿元这个刻度上，加上12%佣金，成交价为4.368亿元。槌声落处，场内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这个价格不仅打破了去年保利秋拍上诞生的1.69亿元(拍品为《十八应真图卷》)的国内艺术品成交纪录，而且远远超过5年前元青花鬼谷下山大罐在英国伦敦创下的2.3亿元中国艺术品成交世界纪录，再一次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成交世界新纪录。

　　次日，几乎所有报纸和网站都报道了这则消息。但保利发给记者的业绩报告还显示：2010北京保利5周年春季拍卖会经过5天鏖战，以总成交额超过人民币33亿元的业绩，刷新了中国艺术品单季拍卖成交额的世界纪录。

　　而刚刚落槌的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创下总交易额21.28亿元人民币的历史单场最高纪录。嘉德方面春风拂面地发布新闻：这是国内拍卖市场首次单场总成交迈过21亿大关。话音刚落，已是明日黄花。

　　当然，嘉德不必太失落，在他们的这次拍卖中，亮点也不少。5月17日，同样是群情亢奋的晚上11点半，嘉德近现代书画 “借古开今——张大千、黄宾虹、吴湖帆及同时代画家”专场上，张大千晚年巨幅绢画《爱痕湖》经过近60轮激烈叫价，以1.008亿元的天价成交，这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同时创出张大千个人作品成交新纪录。

　　同一场拍卖会上，长安画派领军人物石鲁巨制《高山仰止》以3192万元成交、潘天寿大尺幅作品《指画鹰石图》以2800万元成交，均创出画家个人拍场新纪录。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于右任书法专场，百分百成交！作品单价超过30万。由192幅作品组成的册页《贞松永茂》4032万被藏家收入囊中。在古代书画专场上，著录于石渠宝笈的清宫旧藏、宋画《宋人摹郭忠恕四猎骑图》以7952万元成交，一把由顾景舟1948年制作的、刻了吴湖帆书画的“相明石瓢壶”以1232万元创出紫砂壶拍卖新纪录。两版当年每版仅价值6.4元人民币的整版猴票(1980年T46庚申年猴邮票80枚全张)分别以99.68万元人民币和91.84万元人民币成交。存世孤品——战国赵铸大型“武阳”背“一两”三孔布以352.8万元人民币成交，也创出古钱拍卖新纪录……嘉德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亿元时代”到来，上海被一脚踢出牌桌

　　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到上海，收藏界一片骚动，多数人表情相当复杂。有人怀疑《砥柱铭》破纪录存在人为炒作因素，“可能是一档自娱自乐的单口相声”。保利书画部经理左昕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地回答：“今年是我们保利成立5周年，我们是一家迅速壮大、发育完善的企业，平时非常注重品牌培育，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做手脚。我们不会将信誉拿去开这个玩笑。”

　　他还告诉记者，这件拍品最后被一个新入行的藏家买走。起点之高，出手之狠，令人遐想。根据行规，他不肯透露买家的身份，“应该是境内人士，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来结算吧，但不会有问题。”

　　左昕阳踌躇满志地向记者介绍，除了“砥柱中流”的《砥柱铭》，保利书画拍卖整场业绩骄人，亿元以上的拍品有3件、千万以上近50件，500万以上的有百余件，百万级别拍品难以计数，这说明不是一小部分人在玩，而是一个群体入场了。

　　保利的副总经理蒋迎春也向记者表示：“保利也希望通过《砥柱铭》创造世界纪录的影响带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

　　上海收藏家梁志伟向记者回忆去年的行情时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2009年秋季拍卖中，徐扬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拍到了1.34亿元，创造了中国书画全球拍卖新高。但这个纪录很快被保利打破，同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上，明代画家吴彬《十八应真图》以1.69亿元将中国古代书画的拍卖价格纪录再次刷新。也在同一专场中，宋代曾巩的书法《局事帖》也以1.0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突破亿元大关，不仅创出其个人作品拍卖最高价，同时也创出中国古代书法价格的一个历史新高。

　　到了今年春拍，保利又有3件亿元以上的拍品，加上张大千的《爱痕湖》。亿元拍品诞生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所以，梁志伟肯定地认为：中国艺术品已经进入“亿元时代”。

　　“保利、嘉德确实牛啊！”梁志伟感叹道：“上海的拍卖行根本不能跟他们比，连贴上去说几句的机会也没了。亿元行情中，看不到上海拍卖师的白手套。”

　　中国艺术市场重心北移？

　　所谓“亿元时代”的确立，还得静观一段时间，但它至少说明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还没有真正见底的情势下，在中国高层关于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双底”的警告声中，内地艺术市场金光四射，并非一句“泡沫”可以简单解读。当然，海量民间游资向艺术市场的冲击也不是一种推导或想象，在北京春拍现场，出现了许多陌生面孔。“听其言，察其行，也不像是皇城根下的人。他们穿着一般，作派低调，但冲劲十足，往往是后来居上，旁边又有顾问保驾护航。”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对记者如此描述。联想到保利曾在鄂尔多斯等新兴城市“定向跳伞”举办预展，肯定是为了向新一代藏家抛彩球。

　　北京今年春拍尚未全部落槌，但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总经理祝君波对记者说：数字背后其实是市场版图的变化，它意味着国内的艺术市场已经形成了新的格局。

　　资料显示，2009年秋拍，内地拍卖市场份额大幅上升至77%，北京市场从总量上确立了领先地位，占据59%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艺术品拍卖中心。而以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巨头为首的香港市场则继续维持在高价拍品和瓷杂领域的优势，但中国书画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以2009年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为例，排名前几位的差不多都是内地公司，中国嘉德、北京保利、西泠拍卖的中国书画专场垄断了前7名，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的中国书画专场仅位列第8和第12位。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从春秋战国进入到南北分庭抗礼的新时代。

　　而保利书画部经理左昕阳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表示：中国艺术品交易的重点将来一定在北京。

　　沪上著名收藏家赵月汀对记者说：十多年前，香港、北京、上海3个城市串起了中国艺术市场的一条纵贯线，而现在上海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上海整个拍卖业的成交金额不足北京的一个零头，所谓“半壁江山”的说法，已是自欺欺人。这是为什么？

　　春江试水，上海人曾经“阔过”

　　“上海拍卖业今天的凋零局面，让我心痛不已！”祝君波对记者表示。祝君波现在的职务是中国出版集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但在收藏界，大家一直认定他是新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第一人”。

　　“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人’，但艺术品市场的第一槌，是在我手里拍响的。”他说。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他今天还清楚记得，那是1993年6月20日下午，朵云轩假座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举行拍卖会，二楼大厅内座无虚席，连地毯上都坐满了人。第一槌是富有戏剧性的，由著名书画大师谢稚柳执槌，第一号拍品是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当一位衣冠楚楚的老者叫12.5万元时，谢老果断落槌，报以会心一笑。顷刻间，全场暴发雷鸣般的掌声。海内外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就成了第一号拍品的买家，在欧美、香港等拍卖会上斩获拍品如赵子龙横扫千军、出入自如的张宗宪，将“第一号”铸成珍贵记忆。

　　“在此之前虽然北京已经成立了拍卖公司，但明确为艺术品拍卖的是我们朵云轩。所以‘新中国第一拍’这个称号，我们当仁不让。我还记得，那一天以北京荣宝斋为代表的艺术品经营企业负责人、陈逸飞等艺术家都来了，半天时间成交156件，成交价为830万元，成交率为74·5%。你知道吗，当时还有政策束缚，禁止出口的艺术品是不允许上拍的，我们上拍的都是近现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但即便如此，也创下炫目的纪录。再告诉你，当年朵云轩一年的利润只有60万元。而在拍卖之前我们还大胆估计，希望能拍卖到250万到400万元。晚宴时，谢稚柳先生拉我与程十发一起合影，发老翘起大拇指说：这才是上海！”

　　次日，全国不少报纸都发了新闻，称朵云轩书画专场拍卖是中国第一次艺术品拍卖，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还有媒体称：“朵云轩的成功，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上海较早较好地领悟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结果”。

　　如果这是一次彩排，第二年的春拍才是实打实的见颜色了。祝君波告诉记者：“上一次我们动用了一批库存，而这次2503件拍品全部由民间征集，结果情况也出乎意料的好， 成交率达到85%，成交额达到了1600多万元。在场观察的北京业内人士都说：你们上海太牛了！”

　　1994年的中国艺术市场是令人怀念和铭记的。嘉德的成交总额第一次突破千万大关，北京瀚海的成交额高达3380多万元，香港佳士得也发来贺电。下半年，嘉德秋拍又扩大了扇面、信札等项目，成交总额达5900万元，再创新高。这一年，包括广州、南京、西安等地中小艺术品拍卖公司在内，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总额逾1.5亿元。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预告一个繁荣时代的到来。

　　据祝君波说，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份拍卖章程，是他根据香港两大拍卖行的章程，经过一番“本土化”后拟定的。比如北京瀚海，就是有关人士在朵云轩首拍成功的当晚“大受刺激”后决定成立的，并把朵云轩的章程文本照搬过去。后来上海、北京的其他拍卖行都克隆这份章程。祝君波后来还参与了《拍卖法》的起草，每次去北京出差，能享受业界前辈与领导对他的礼遇。

　　2000年底，受收藏形势的激励，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这家公司由上海文物商店、上海博物馆艺术品公司共同组建，直属文管委领导，在品牌、鉴定、专业人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幕那天记者也在现场，并上手了不少宝贝。当时业内有一种共识：敬华的成立可增加上海在拍卖市场的份量，有利于全国市场的平衡。

　　次年春拍，敬华在花园饭店闪亮登场，并以精彩的瓷杂件以及“钱镜塘藏名人尺牍专场”吸引藏家眼光。四场拍卖会总成交5476万元，创下了上海中国艺术品拍卖从未有过的成交纪录。尤值一提的是首拍中一件明永乐景德镇窑青花烛台(一件不成对)以968万人民币成交，创下了上海敬华首拍、也是上海举办拍卖以来的最高价纪录。至今这件宝贝还是收藏界人士津津乐道的“故事”。

　　当时有媒体称，根据公司规模、成交额度、口碑信誉等指标，大陆的拍卖公司为如下格局：以北京瀚海、中国嘉德、中贸圣佳、朵云轩、上海国拍、上海敬华、海王村、北京荣宝、天津国拍、广州嘉德等为主力军团的“第一世界”，领先整个行业。以苏州、杭州、无锡、西安等有数年拍卖资历的公司为“总预备队”，羽毛丰满尚须时日；成都、太原、重庆、武汉等，借西部大开发之势，属“发展中地区”，后来居上，也未可知。

　　上海人，真的阔过一阵子。

　　“半壁江山”何以沦陷？

　　1997年内地艺术品拍卖行由审批制转为登记制后，由最早审批限定的6家(北京瀚海、嘉德等4家，上海朵云轩一家，成都瀚雅1家)，到各地陆续全行业开放，出现了北京太平洋、荣宝、崇源、敬华、世纪等一大批专业公司，以及上海国拍、上拍、嘉泰等一大批兼营公司。

　　艺术品拍卖在中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对艺术品交易的看法和方式，使艺术品的流通价格更加合理、透明，并使收藏这档事更广泛更有深度地向民间渗透，推动了文化艺术市场的繁荣。

　　但中国向来有一哄而上，继而一哄而散的习性。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内开张拍卖行与开辟古玩市场一样，进入了跑马圈地的大时代。大大小小300多家拍卖行如过江之鲫涌现，每年不下500余场次的拍卖会，让这个市场难以承受，藏品与藏家都来不及准备好。上海一位收藏家对记者说：拍卖行一向是艺术市场的先行指标，拍卖会与古玩市场是有分工的，前者应该着眼于高价位、大师级甚至国宝级的精品，古玩市场就是地摊货。而事实上，不少小拍卖行都来抢生意。为了做出“讲得过去”的营业额，但又征集不到高精尖的拍品，那么只得铤而走险，将假货也收进来了。

　　收进假货，有的是主动吃套，然后请买家吃套。有的则是没有高手把关，所谓的鉴定师也是半桶水乱晃，眼光经常豁边。从业者空手套白狼心态相当普遍，甚至成为指导思想。

　　记者曾在一家拍卖公司的预展上看到上百件明显有问题的书画拍品，徐悲鸿、齐白石、程十发的作品连起码装裱都没有，被随意搭在铅丝上，像尿片一样满场飞舞，起拍价也就三五百一张。这样的拍品骗谁呢？问负责人，对方倒也爽气：“主要是吸引人气，据我们判断，这路东西也是有市场的。”

　　而在北京，前不久某家拍卖公司的预展上，上海几位收藏家发现某件画作有疑问，向场内工作人员提出，对方马上表示再作研究，先撤下保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场海外回流清代官窑瓷器专场也给上海收藏界人士留下深刻印象。这批东西明明是赝品，但因为宣传攻势很足，欺骗性很强，结果致使不少藏家吃药。后来这个名声狼籍的总经理也被大家逐出市场，这家拍卖公司从此一蹶不振。

　　据记者了解，有些中小拍卖公司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就在每年两季拍品征集时临时抱佛脚请一些老法师来把关。但往往人员杂芜，如果夹带着私利而来，就会留下后遗症。

　　“事实上，有些老法师如此，连拍卖行的负责人也是如此。”梁志伟经常出入拍卖公司，对此中的猫腻有深入的观察。他说：“哪一场拍卖会上没有私货？自己在古玩市场上吃了药，或者故意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混在拍品中叫价，有些初入此道的人以为拍卖会上的东西至少保真吧？不！上当就在拍卖会。上海拍卖会的混乱，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有些拍卖行征集不到足够一个场次的拍品，就将场次承包给古玩商人。甚至有人做大了，还会承包整个拍卖行的业务，三四个人承包一个，一年付给拍卖行50万元，最便宜只要20万元。这种办法无疑饮鸩止渴，不仅败坏了一家拍卖公司，而且败坏了整个行业的信誉。

　　不久前记者曾经接到一位读者投诉，他在上海某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以12.8万元拍进一件明代正德年间的青花大罐。后来经高手鉴定：“不到代”。他拿到拍卖公司要求退货，被拒绝。第二年他再拿这件东西到这家公司要求上拍，被对方以“不真”为由拒绝。当他拿出当时的交割单力争时，对方自知理屈，又换了一种说法：现在我们不接受这路东西。在记者的干预下，这家拍卖公司只得收下此件拍品。但开拍时无人应叫，这位藏家只得含泪而返。这位买家最后只得对记者说：“上海的拍卖行太黑了，以后打死我也不进拍卖会了。”

　　据收藏界人士透露，上海拍卖会上这种事情太多了。据梁志伟说，现在一般人想朝拍卖行里送东西，没熟人根本送不进，即使送进了也拍不出好价钱。有一次，一位藏家送一幅老画到某拍卖公司，经公司多位老法师围攻般的反复挑剔后，被压到很低的价位，并要求买断，否则不收。这位藏家因急于用钱，只得同意。但拍卖那天，这幅老画拍至协议价的两倍多，他在场内只能吃哑巴亏。

　　去年上海崇源在“海上旧梦”专场自编自演一场假成交闹剧，而后让托盘者买单，后者不从，崇源以无故拖欠拍卖佣金为由将对方告上法庭，结果闹出丑闻，这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典型案例。这次“露马脚”的意外事件，把国内拍卖业“拍托”盛行的情况暴露在了阳光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至少90%以上的拍卖公司都这样做过。”

　　祝君波说：拍卖行业是一个需要高度诚信和高度专业的行业，一家出现欺骗行为，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信誉危机。苏富比和佳士得也发生过信任危机，但他们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与机制，整个社会也在严密监督。而在上海，有些拍卖公司百无禁忌，公然置《拍卖法》于不顾，一再挑衅商业道德的底线。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主编的2009年度报告也指出，诚信的缺失是我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报告指出，艺术品市场的各个交易主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诚信缺失，包括艺术品的鉴定评估部门，一直处于无序的状态。因此，艺术品市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已经刻不容缓。

　　该谁管，谁就应该认认真真地管起来

　　造成上海拍卖业“半壁江山”沦陷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诚信问题，至少还有3点可以反思。

　　其一，上海拍卖业没有一支过得硬的学术队伍。上海的拍卖行照惯例都会在拍卖前出版一批图录，但很少看到图录中有公正客观的学术文章，图注是有的，语焉不详或指鹿为马的倒是不少。杭州的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是一家年轻的拍卖行，但在成立之初就根据本身的定位，延请了一批书画界理论研究者帮助他们去海外征集拍品并撰写学术论文，刊登在图录中，不仅对艺术家和拍品是一种客观介绍，而且让一般收藏爱好者学到相关知识。比如上海著名书法家、西泠印社副秘书长童衍方就是西泠的顾问，每次撰写推介文章前，要花费很长时间来考证拍品的真伪及在几代藏家手中的流传过程。事实表明，凡经顾问着力推介的拍品都能拍出较好价位。

　　而上海不少拍卖行，因为心虚而不敢做这个工作，要不就请媒体记者发个消息。新闻稿怎么写，他就怎么抄一遍，红包到手，替人消灾。

　　北京保利告诉记者，他们早就建立了一支过硬的学术队伍，人员都是科班出身，搞文物研究的。此外还会请社会名流撰写推介文章，他们先要看东西，东西够级别，有意思，他们才肯动笔。“当然，我们支付的酬金比一般稿费要高得多。” 左昕阳说。为了推介《砥柱铭》，他们请台湾书法研究专家傅申先生撰写了近两万字的学术论文《从存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确定该作品为黄庭坚大字行楷前期到晚期书风转变期的产物。如此重要的拍品，如果没有学术性很强，又比较客观公正的推介，谁敢举牌？

　　祝君波说：今天合格的艺术品经营和鉴定人才太少了，这种人才不是一时能培养出来的，需要积累。尤其是古书画，真正能够鉴定的专家越来越少。《拍卖法》要求艺术品拍卖公司注册资本要1000万元，这1000万其实并非关键，而文物部门要求有几位鉴定师、两三个核心的专业人才，才是拍卖公司的必要条件和核心竞争力。

　　其二，人脉关系日渐式微。古玩艺术品是不可再生资源，顶级的拍品也一直在著名的藏家手里流转。如何征集一流的拍品，有时候就得靠人际关系。祝君波告诉记者，“这就要靠服务工作到位，平时要勤联络感情，递送信息，外地客人要迎来送往，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拍卖之外的难题。交上了朋友，他就肯拿东西给你拍，关键时候撑你一把。”

　　据记者了解，北京几大拍卖公司的服务工作也是一流的，大拍前会邀请世界上有实力的收藏家来京观察，你不拍没关系，看热闹就行。有这批顶级收藏家“坐镇”现场，一般藏家就有积极性了。往返头等舱机票、五星级宾馆全包，豪华轿车接机，预展前还请你上手——只要你对某件拍品有点意思。

　　左昕阳也证实这一点，不过他又说：“真正的大收藏家很低调，无所谓这些待遇。但我们必须对他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让他满意。高层见面与宴请也是这个意思。”今年保利春拍“尤伦斯男爵藏中国书画”专场作品获得100%成交，还有“日本及海外藏明清陶瓷专场”的精彩拍品，都是靠稳固的人脉关系搞定的。

　　而在上海，梁志伟对记者说，拍卖行从不上门，逢年过节重要客户连一份贺卡也没有，老一辈收藏家心寒了，不跟你玩了。“老法师要伺候好，他们的嘴巴胜过一叠报纸，许多拍卖行老总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人脉关系式微会导致何种结果呢？仅举一例。照理说，海派书画作品应该集中在上海，但近年来出现的情况表明，海派书画在北京、香港拍得更高，于是海派书画家的后人愿意将东西送到北京去。今年春拍，嘉德、保利及正在上海延安饭店举行的“海派书画专场”预展的北京传是，都拿出相当数量的海派书画，最后拍出天价的也是他们。

　　于是在北京出现了让上海人胸闷不已的情况，上海藏家送东西北上，上海的收藏家到北京买东西，上下家佣金都让北京人赚饱。有一拍卖公司老总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书画作品一半来自上海，买家也至少有四成来自上海。保利方面也承认：上海来的客户还真不少，不过没有超过传说中的70%。

　　其三，监管要到位，支持要有力。朱力是当年参与创建敬华拍卖公司的老法师，他对记者说，“当时市领导非常重视，希望我们搞成国内一流的拍卖行。我们是有优势的，从库房里挑一些上拍，各方都满意，营业额也有了。但1997年《拍卖法》正式颁布并实施，规定文管系统不能搞拍卖公司，我们的末日就来临了。最后通过资产转换，由一家新闻出版集团接盘。”

　　但北京的瀚海也是文管系统创办管理的拍卖公司，他们照拍不误，而且越弄越大。两年后，北京有家媒体颇为得意地回顾说：“大陆文物市场这些年因主客观的诸多因素自行规范、整合，有的发展了，有的淘汰了，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瀚海拍卖公司则安然度过自己的五周岁生日，很是热闹，成绩也不错。”

　　还有一位业内人士提醒记者注意：若经营得法，拍卖行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必须由懂行的人来管理、经营。北京就是将艺术品拍卖当作文化发展产业来经营的，政策上有优惠，支持也实实在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拍卖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竞争性和专业性都很强，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如用落后的体制来管，会有何种结果呢？”

　　赵月汀告诉记者：敬华现在转包给一个姓曹的合肥古董商了，今年春拍倒也拍出一个亿，借的场子是外滩的半岛酒店，有点苗头嘛。

　　而记者了解到，祝君波于新世纪初调离朵云轩去出版局任副局长，朵云轩的业务开展得比较艰难，去年成交金额好不容易做到两亿多，而后起之秀西泠已经做到6个亿。因人事矛盾，去年朵云轩一个常务副总经理带了3个业务骨干走人，跳槽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拍卖公司，而这家公司立马有了起色，拍出两个亿。

　　祝君波对记者说：艺术品市场中，拍卖行成交的份额要占到七八成，非常重要，而且在提审民众的审美水准方面意义尤大。上海是经营艺术品最有条件的城市，现在搞得这么僵，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前不久中福古玩城有意建立一家拍卖公司，祝君波则向他们大泼冷水：“现在没有一个亿的实力，别谈拍卖公司，今天的形势与格局，跟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承接的方式也多元化了，买断，托底，上拍……都有，1000万哪够流转？即使你有这个实力，也要做好亏两三年的准备。如果想超越北京，我就明说吧，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上海的拍卖业如何重振雄风？”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昔日在拍卖会上呼风唤雨的祝君波认为：“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该管的就应该管起来，不该管的就放手。现在拍卖公司究竟由谁管还不明确，那就干脆市场化好了。有《拍卖法》放在那里，依法加强监管就行了嘛。今天中国前8名的拍卖公司名单中，看不到一家上海的公司，可以说是全线崩溃了。这个结局，我想政府也是不愿看到的。”

　　有消息说，朵云轩正准备整合资产去香港上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前8名都挤不进，还谈什么上市！前8名没有一家是上市的，人家不是做得很好嘛？对于这种智力型企业而言，上市不是唯一出路。关键是强身健体，练好内功！如果要我说，我就建议它吸收战略合作伙伴，金融业、古玩业的实力人士都可以考虑，只要他能带来资金和人脉，这些资源倒是要紧的。嘉德早就实行企业股份制了，经营者控股，全体员工持股，上上下下积极性就提高了。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为何不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