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生活应该给人以希望
正常的生活应该给人以希望
—— 刘亮程和他的《凿空》
《凿空》是我“一个人的新疆”，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部跟新疆真实状况有关的小说，让读者了解在异域风光风情和欢宴歌舞之外，新疆还有平常人家不声不响的生活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上海报道
在南疆一个叫阿不旦的小村庄里，打出了石油，村民们以为这下多少能分点钱了，可又听说钱都交给了县上。县上花了几千万建了个广场，上面栽了很多高大柱子。又花几百万在广场修了个大鼎。按照村里人的想法，“栽柱子”一是拴驴，二是搭驴圈，那个大铁锅嘛，大概是煮羊肉的。据说有了石油后县上的钱花不完，所以建个一次可以煮一百只羊的大锅，每周末给全县人煮一锅羊肉，免费吃⋯⋯
作家刘亮程在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凿空》里描绘了这样的情形。
村民们的愿望后来落了空，人们在期望和失望里度日，许多人看中了挖洞的行当。汉人张旺才是这个行当的先驱，他已经挖了几十年，想将村外的家连接到村子里；玉素甫雇了好几个人来挖，试图在地里挖出宝贝。还有考古专家在挖，石油工人在挖，矿工在挖，“东突”分子在挖，新农村建设在挖⋯⋯各种挖凿者、各种工具在地下彼此倾听，整个村庄处于巨大的凿空状态之中。
刘亮程，这个出生于大饥荒时代的汉人已在新疆生活了四十多年。三十岁前，他住在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上过几年初中，当过农机管理员，三十岁后进乌鲁木齐打工，现在新疆作协当专业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文学景观”，书中描写他生活了多年的小村庄黄沙梁，写他平日在太平无事的地方单纯的生活。
在没有大事发生的地方，一件小事可以被想成大事。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最终是那个站在自家草垛粪堆上眺望晚归牛羊的孩子，看到了整个人生世界。那些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到头来只看见一些人和一些牲口。”
正常的生活应该给人以希望
《望东方周刊》：最早要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南疆农村生活的什么部分打动了你？
刘亮程：声音吧。整个这本书就是从声音开端，也是以声音结束。我生活在北疆，对南疆的声音充满好奇。驴车行进在乡村的路上，一万头毛驴汇聚到大巴扎上(集市、农贸市场，遍布新疆城乡—— 编者注)，满街的叫卖声、毛驴的叫声、叮叮当当铁匠铺的敲打声，还有你听不懂的语言，对我来说构成了新鲜的世界。
我本来是想构筑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完整的声音世界，但写着写着这个声音世界跟现实发生关系了。西部大开发到了，这个村庄原有的声音面临着现代工业声音的冲击。摩托车、大卡车进入村庄，不断带来新的声音，原有的声音也在抵抗。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跟现实发生关系？
刘亮程：它就像挖洞一样，挖着挖着肯定要有一个出口。假如这个洞不触及现实，一直挖下去，就越挖越虚无。
就像张旺才挖洞，一开始他就是想挖一个洞把自己源源不断的精力耗费掉，挖的过程中他找到一个目标：要挖到村子里去。这也是我找到目标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或者是为自己这样的一生找个借口，让平淡的生活变得不再平淡。一亩地，今年收两麻袋麦子，明年还是两麻袋麦子，后年还是不会多。年复一年，孩子长大了，自己老了，什么东西都不会增加，只有自己在衰老。这样的生活怎么过？
正常的生活应该给人以希望，哪怕今年和明年一模一样，也应该给人一个更远的期望—— 也许十年之后会不一样。
《望东方周刊》：写南疆现实不免涉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这些方面会不会难以处理一些？
刘亮程：这么多年在新疆写作，早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写，什么东西不能写，所以也没有什么难度，不让碰不能碰的，自然就不去碰。
在新疆写作或者写新疆题材敏感区很多，有些的确是敏感的，比如宗教，我们要尊重。有些敏感区是我们自己划定的，也许本来不敏感，我们让它敏感起来了。
人心的改变
《望东方周刊》：你对南疆的兴趣和了解开始于什么时候？
刘亮程：我三十岁前都在北疆生活，之后到乌鲁木齐打工，有机会去南疆了。我觉得南疆许多小城镇的人们都非常善良。记得我第一次去库车时，县上一个退休干部给我做翻译，带着我去做采访。后来我就不让他去了，一个人背着相机在小巷子里转，我也不会说维吾尔语，见到维吾尔人打个招呼，蹲在他们身边一人递一支烟，望着他们笑笑，他们也望着你笑笑，后来就觉得我能够看懂他们，不需要翻译。
《望东方周刊》：阿不旦村里只有一家汉族人，在村里受到少数民族政策对待，相处很融洽。这部分反映的是现实状况还是属于小说创作？
刘亮程：算是很温和的一种小说描写。早年南疆很多村庄都有汉族人，好像是政府为了民族团结或者民族融合搭配进去的，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对的，汉族人可以带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到少数民族村庄。北疆的许多汉族村庄也有哈萨克或蒙古牧民，到现在都相处得很好。南疆少数民族村庄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还有汉人生活，后来基本上都自己迁出来了。现在南疆的村庄里基本是清一色的维吾尔族。
《望东方周刊》：据你对南疆的了解，当地人大多是一种什么想法？
刘亮程：我个人感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新疆老百姓的国家意识很浓，对政府、对党都非常拥护，90年代到现在，新疆的城市在发展，贫富差别在加剧，这种差异让老百姓看在眼里，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情绪。新疆这些年一直是稳定压倒一切，到头来稳定还是出了问题。
经济落后，许多农村的贫穷问题没解决，再加上“东突”分子鼓动，就更加复杂和严重。
我们改造乡村只有一种模式
《望东方周刊》：面对村庄被“凿空”的现实你是什么心情？
刘亮程：我心情很平静。凡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祖先都告诉我们要平静接受。慌乱也没用。乡村生活就是这样。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乡村被现代化吞没的趋势？
刘亮程：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其实就是城镇化，我们改造乡村只有这样一种模式，太单一。以城市为模式改造乡村是不适合的。乡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类的第一家园，是我们祖先经过多少代，过习惯，过成熟的一种生活，是上帝给我们的家园。我们现在试图用人类第二家园—— 城市的模式—— 来改造第一家园，想法不对。
城市生活过于简单，它不考虑人的环境、心灵、幸福感，只考虑人是否富裕。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农村改造就是给农民盖两层楼，可农民除了自己的一亩二分地，传统上还有自己的家庭小院，里面种点菜，养几只鸡，养一头猪或两只羊，一年除土地之外的收入基本就都有了。你看他们人均收入一年几百块，都不可想象他怎么生活。他活下来就靠他的小院子。住上水泥房子后羊、鸡往哪里养？我们的新农村设计者，考虑的只是电视机放哪儿、沙发放哪儿，都是城市人的想法。还有些地方搞新农村建设，不让农民种果树，房前屋后都是风景树，菜园里不让种菜，全养花，多荒唐。
这是物质方面，文化方面我们也不考虑。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比如我们甘肃老家，家家户户进门都有照壁，之后是正堂，然后两厢分开。家中大人孩子住哪边都有规矩，逢年过节敬献祖先，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家里既有宗教又有现实。这样的环境就是一个小社会，生活是连天接地的，家里长幼有序，儒家文化在管理这个院子。新农村建设不考虑这些，水泥房子里什么都有，但是祖宗灵位没有了，堂屋没有了。文化建设就是刷标语吗？“住上抗震房，感谢共产党”，我们搞新农村建设，在文化上准备不充分，资金方面也不充分。
《望东方周刊》：怎么看待现在国家要建设的喀什经济特区？
刘亮程：这是个伟大的决策，十年前就应该做了。当国家把目光和精力集中到新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自信又回到汉唐时期，和祖先想到了一起，甚至面对的困难和机遇都那么相似—— 当我们作为大国崛起的时候，首先必须经营好西域。我们在东南沿海已经发展这么多年，取得令世界震惊的成就，但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经营西域。这是必须的抉择。因为我们的作为和出路依然在西域。到现在我们的主要能源通道依然是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指引的方向。这是历史的重合。
在新疆要多讲国家。诚然，“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但，无论哪个民族都离不开国家。在新疆这样一个地方最应该强调国家意识。
国家现在有几千亿要花在新疆，不管怎么说，这么多钱来了，对新疆人民未来的生活，肯定有很大的改善。但我也担心，这么多的钱如果用不好，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环境灾难。多少山会被挖空，多少土地被毁坏，多少河流污染⋯⋯当然，政府会做好这些的，文人多操心。
《望东方周刊》：你期待通过写作来达到什么功用吗？
刘亮程：没有，我没有这么大的志愿。所有写作可能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写作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也不想把我的作品引向狭隘的方向，不希望它的一些主题被误解。我对新疆充满了感恩，新疆是我父辈的逃荒移民地，却是我的出生地和家乡。我一直在用心感受这个地方。《凿空》是我“一个人的新疆”，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部跟新疆真实状况有关的小说，让读者了解在异域风光风情和欢宴歌舞之外，新疆还有平常人家不声不响的生活。这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